封面来源：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剧照
编者按
《平凡的世界》的“长销”，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于“励志型读法”的接受视野，以‘心若在，梦就在’之类修辞方式，将社会结构的问题转化为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要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地转变，《平凡的世界》就会一直‘长销’。
《重读路遥》收入包括程光炜、李陀、刘禾、蔡翔等一流学者近年来最重要的路遥研究论文十余篇，围绕路遥年谱、路遥的写作发生学、路遥的影响史、路遥与现实主义的建构、路遥与八十年代社会、路遥与青年形象的建构等展开深入的知识考古式的分析讨论，试图展示一个充满了文学症候学意味的路遥研究学。
刊于《文学评论》年第5期
文／金理
一孙少平的主体想象
从今天来看，《平凡的世界》无疑是一个“矛盾丛生”的文本，囊括了叙述者及叙述故事的年代所特有的复杂性。竞争性话语的登台、角力，在一个渐次开放的历史时空中青年人的活跃以及自我压抑，作家在塑造这一文学形象时所参引的思想资源及遭遇的困境……凡此诸问题皆意味深长。
不妨从小说中两个失恋的故事讲起。当田润叶得知原先的恋人孙少安要和别人结婚后，她很失望、痛苦，而这一天恰巧是“四五”事件，小说中田润叶立马就觉得“国家的痛苦袭来，个人的痛苦要放到一边”——至少在这个时候，个人和国家之间依然存在一种有效地整合，这首先让人意识到改革时代前夜的某种过渡性：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世界，但文化政治上还维系着完整性。然而，即便在这样一个存在整合、维系完整性的年代里面，社会主义内部也危机四伏。同样在《平凡的世界》里面，孙少平在得知郝红梅移情别恋爱上班长后很失落，为了平复这挫败感，他产生了幻想：未来的某一天，当“我”已经成了一个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体面的制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这座城市”，再路遇郝红梅他们，会是怎样的情形……这是一个年轻人对自己未来的期待和假想，或者说是对“主体位置”的期待和假想（“主体位置是对我们期望成为所是的理想化表述”）。
然而我们马上会联想到年代的《千万不要忘记》，丁少纯想模仿的对象就是“工程师”，而这成为丁少纯的罪过。由“皮夹克”、“西服”等符号体系所组成的“工程师”的趣味、品味和生活方式，暗示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领导权。而由此引发的消费意识、资产阶级思想、“年青的一代‘脱离领土’的欲望”，无疑会给意识形态带来冲击。所以在《千万不要忘记》中，需要以旗帜鲜明的政治方式解决文化冲突，“说服”和“训练”如丁少纯这般不合法趣味的拥有者[1]。我们还可以想到《中国青年》年第15期上发表了高小毕业生杨一明写给他哥哥的信，信中透露的自己的理想是“升学、升学、再升学”，将来当“伟大的工程师、科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原子学家、万能的科学家、杰出的宇宙飞行家”，后来因未得升学而参加农业生产，觉得“理想、志愿也就付诸流水，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消失了”，“整天在农村，白天顶着太阳，晚上陪着月亮，手拿锄头、镰刀，成天和地球打交道，天天照常，真是太倒霉、太没出息了”。《中国青年》同期刊发六位农村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或主任针对杨的“一些错误思想所写的六篇文章”，而下一期上又刊出作家赵树理的《不应该从“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与杨一明同志谈理想和志愿》，文中苦口婆心劝诫立志当“伟大工程师”而又梦想破灭的青年人“放弃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放弃从三种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的怪梦”[2]。
而到了《平凡的世界》所在的、80年代，先前社会主义在面对“工程师”时的紧张与焦虑完全内化为了创作者的无意识，成为小说主人公很自然、中性、客观的渴望。“主体位置是对我们期望成为所是的理想化表述……位于无意识当中、被拦截和压抑的强大欲望可以被视为驱动我们寻找主体位置的主要原因。”[3]两代青年人对“主体位置”想象的背后，打响了一场争夺战：在丁少纯的年代，“期望成为”工程师的欲望似乎被范导者们成功地“拦截和压抑”了，但也许只是潜入了无意识当中，终于在孙少平身上破壳而出……可见，从年代开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完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不是应当给予人物质上的丰裕，如果没有得到满足，类似的“渴望”会不断产生。我们必须正视丁少纯的欲念与渴望，诚如研究者所言，“这一渴望并不能因‘祖国的明天’和‘世界革命’而被强行压抑或者干脆取消。……否则，革命就无法剔除自身的压抑性质，而压抑性的革命在日常生活领域并不具备真正持久的召唤性和动员力量”[4]。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其所模仿、追求的对象，往往来自于地位相距较近的阶层，其中含有可以奋斗和接近的实践可能。以此来说，出身贫寒的孙少平确实“雄心勃勃”。想象的力量是巨大的。孙少平身上产生的幻想与渴望，促使着类似的青年个体“进城”。社会学家指出：“改革初期的成功形成了一种假象，似乎‘分田到户’以后，政府即使不管农业，农民家庭也会自觉地、主动地搞好农业生产。但是，曾几何时，这种假象就被严峻的现实打破了。”[5]随着孙少平们必然地“进城”，这些有知识的农村青年拒绝成为新一代的农业经营者，在田间地头渐渐地只剩下妇女、小孩和老人（俗称“三八六一七零部队”），今天我们检讨现代农业发展的止步不前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困境，可能应该考虑到孙少平当时对“主体位置”的想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人才流失现象。由此我们也感受到上引赵树理信中提及“农村远景与农村知识青年之正路”意味深长。
二文学青年和他的阅读史
当孙少平接触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
他一下子就被这书迷住了。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来往常他都要出山给家里砍一捆柴；可是这天他哪里也没去，一个人躲在村子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贪婪地赶天黑前看完了这书。……天黑严以后，他还没有回家。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禾场边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小河水朗朗的流水声，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这思绪是散乱而飘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
请注意这里由“星星”和“流水”构成的景象，基本上是抽离了劳动的（“本来往常他都要出山给家里砍一捆柴”）、纯粹审美的对象，一个挣脱了原本参与其中的劳作环境的青年农民，此时如同“城镇居民把自然作为永恒的审美景象来凝视”[6]。这也是一种“风景的发现”吧。首先，“星星”和“流水”构成的“自然风景”，是作为——借巴赫金的话——“片断的美景”被纳入到“个人私室的世界，只是作为优美的片断，在人们散步、休憩的时刻，当人们偶然一瞥眼前景物的时候”，后文的论述将会表明，这一“风景”的出现，“与田园诗或稼穑诗的自然截然不同”，预示着“人的形象开始移向私人生活”[7]。
其次，只有阅读后的人才能看到“星星”和“流水”，与之相伴随的，是以无以名状的孤独体验——“这思绪是散乱而飘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而表现出来的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内在“主体性”的获得。“只有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r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8]也就是说，当“内在的人”发现“风景”的同时，他往往对“眼前的他者”、“周围外部的东西”冷淡而无所关心。我把它引申为一种对周围人、事的隔膜、格格不入感：“孙少平热爱自己家里的每一个亲人。但是，他现在开始对这个家庭充满了烦恼的情绪。一家人整天为一口吃食和基本生存条件而战，可是连如此可悲而渺小的愿望，也从来没有满足过！在这里谈不到诗情画意（“风景”——引者注），也不允许有想象的翅膀……毫无疑问，他将再没有读书的时间——白天劳动一天，晚上一倒下就会呼呼入睡。……他将不可避免地又一次和外面广大的世界隔绝。如果他当初不知道这世界如此之大也罢了，反正双水村和石圪节就是他的世界。但现在他通过书本，已经‘走’了那么多地方，他的思想怎么再会仅仅局限于原来的那个小天地呢？”阅读意味着发现一个“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代表着自由、平等、正义、美好……总之与庸俗、让人失望的当下生活立异。越是沉迷于阅读所通向的“外面的世界”，其个人的存在越是容易从他/她所置身的现实世界中、从其与周遭事物的交互关系中“抽离”出来。“抽离”还意味着，发现“辽阔的大世界”的同时，日常生活的焦虑也随之发生了。当下生活的不如意，在孙少平这里，表现为先前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对个人发展空间的压抑。
阅读是自我塑造的重要媒介：怎样才可以称为“人”，怎样才可以实现完善的“自我”，这一自我如何认识世界，追求何种价值……当孙少平沉迷于《艰难时世》、《简爱》、《苦难的旅程》、《复活》、《欧也妮·葛朗台》、《白轮船》……时，他汇入到了新文化运动以来、以“新人”为追求的阅读工程和历史脉络中去。孙少平希望通过阅读重建自我的身份，他一次次去“县文化馆图书馆里千方百计搜寻书籍”，阅读量惊人，那些《马丁·伊登》、《热爱生命》等小说中孤身奋斗的主人公，一次次进入他的梦乡，“所有这些人都给孙少平精神上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满足。他现在可以用比较广阔一些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因为对生活增加了一些自信和审视的能力，并且开始用各角度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某种情况和某些现象了。当然，从表面上看，他目前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原来的他了。他本质上仍然是农民的儿子，但他竭力想挣脱和超越他出身的阶层”。这种“超越”还以旁观者田晓霞的观感表达出来：“我发现你这个人气质不错！农村来的许多学生气质太差劲……”问题是，这只是内在“气质”的重组，而不是实际身份的转变。诚如杨庆祥的洞见所示：当小二黑开始读书的时候，“当小二黑变成了高加林”，他将必然意识到，“他的环境、他的阶级身份不是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和信心，而是苦闷和焦虑”[9]。
孙少平必然要投向“外面广大的世界”，不仅是借助阅读中“想象的翅膀”，更得是现实中行动的脚步。然而当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汹涌启动之后，孙少平们注定只能成为进城的农民工。哪怕孙少平是一个如此独异的个体，一个会在超强度的劳动后、在烛光下忘我夜读的打工仔：恋人田晓霞和哥哥孙少安来找在黄原市打工的孙少平——
少安和晓霞绊绊磕磕从一堆一摞的建筑材料中穿过，进了那座楼的门洞。
整个楼内象炸弹炸过一般零乱。到处是固定和拆卸下的木模和钢模。楼道的水泥还没有干，勉强能下脚。里面没有电灯，两个人只能借助外面投进来的模糊灯光，摸索着爬上了二楼。
二楼的楼道也和下面一样乱。所有的房间只有四堵墙的框架，没门没窗，没水没电。
两个人在楼道里愣住了：这地方怎么可能住人呢？……
正在纳闷之时，两个人几乎同时发现楼道尽头的一间“房子”里，似乎透出一线光亮。
他们很快摸索着走了过去。
他们来到门口，不由自主地呆住了。
孙少平正背对着他们，趴在麦秸杆上的一堆破烂被褥里，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那件肮脏的红线衣一直卷到肩头，暴露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脊背——青紫黑淀，伤痕累累！
《平凡的世界》的读者肯定会对上面这个场景过目难忘。孙少平“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阅读，想必依然憧憬着“远方的世界”、“生活在他处”；让人动容之处在于，路遥以孙少平脊背上的“伤痕累累”，呈露出“现实”对“阅读”的强行锲入。像孙少平这样的青年农民在迈向城市的进程中要付出多少惨重的身心代价？
还需注意的是，孙少平对远方的期待，与同一时期的香雪、凤娇们有所不同，后者“是具体的和实实在在的，是精神里充满了物质性的”[10]（“铅笔盒”、“挂面”、“火柴”、“发卡”、“纱巾”、“花色繁多的尼龙袜”……），而孙少平则以浪漫、激情的心态去憧憬抽象、理想的远方，比如投身到“北极的冰天雪地里”“赤手空拳”地战斗……这也与他身上的文学气质有关，尽管实际上“他只能象大部分流落异地的农民一样”在工地上“扛石关、提泥包、钻炮眼”。孙少平只有通过不间断的生活斗争，从社会的底层，想象一种指向未来的乌托邦。我们在感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时也被孙少平身上那种向往远景、斗争不已、不被辖制的力量所感动（这种“文学青年”所孕育的气质和力量，其积极意义下文再谈）。
三“素质话语”与孙少平的个人化意识
对于孙少平这样的打工者来说，现代城市的吸引力来自于对未来的一种模糊、朦胧的希望和想象，恰恰是文学阅读，有力地导引了这一希望和想象的过程。然而孙少平在城市所遭受的不平等、他脊背上的“伤痕累累”，预示着实现希望和想象的可能性实在渺茫。路遥如何处置、解决被阅读所唤醒的孙少平内心翻腾的欲望、所遭遇的烦恼和困境？这一部分尝试讨论路遥在塑造孙少平之时有可能依据的一种路径。基本思路是：主体并非纯粹、绝对、静止的单一身份，而是与社会具体现实中流行的各种话语有关的一系列定位；据此思路，探究在孙少平的主体建构中，“素质话语”的参与，同时通过这样的解读，将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在其自身的历史空间中语境化。以上所谓“参与”可以作两层解说：首先，“素质话语”作为当时的主流话语可能对路遥产生影响，进而被吸收到路遥笔下的个体对未来的展望和主体性当中。即便这一“影响”缺乏实证说明，那么其次，也可认为路遥与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思潮有着某种耦合，“作者并不是机械地为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历史所驱使”，但是，“作者的确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为他们的历史和经验所塑造”[11]。
孙少平是这样一个“特异”的农民工：他出身农村，在城市接受教育，最终成长为模范的能动者，既非都市里落后、低素质的外来人，也不是需要加诸同情的无助受害者（田晓霞曾反省自己不该以怜悯的态度对待孙少平）。这样的形象与贯穿、90年代、以“素质”为焦点的主流话语相吻合。“素质”用来指称人的一系列属性（文化、教育、道德、行为方式等）及其可塑性（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改善、提升）。从年代早期开始，“素质”一词频繁见诸于国家领导人发言、党代会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及主流媒体上，成为有关现代性和国力发展的各种表述中的核心要素（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竞争中获得权力与尊严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素质话语不仅是基于自我规划和自我发展的政府治理形式，也内化为普通民众的日常心理（比如在很多家长看来，通过为孩子提供英语和计算机等素质教育，就能够在提高孩子素质的基础上实现个体的“自我发展”）。“在后毛泽东时代，无论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都被淹没在倡导提高全民素质的可能性以及试图推动他们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国家运动、流行媒体以及商业广告当中。”[12]
素质配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瞄准了农村及贫困地区的人，日渐被用来映射在落后的内地农村和发达的沿海城市之间社会和经济分化的地理学。自年代以来，农民走出乡村进城，似乎成为其素质得以改善的唯一途径，就好像狭小的双水村再也无法向孙少平提供认同。孙氏兄弟所选择的不同道路，也正对应了官方在农村发展、城乡流动思路上的一个转换，也是现实发生的转换。“80年代一个主流的观点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应该远离大城镇，在本地的副业、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中消化。当时的口号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了90年代，这一观点越来越让位于一种新的论调，即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农村现代化因为也是整个民族现代化的本质，而仅仅通过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是不能实现的。”《平凡的世界》中有一章描述孙少安苦劝少平回乡而未果，其间作者隐秘的情感倾向颇值得玩味；而从整体篇幅而言，孙少平无疑是第一主人公——这些似乎都暗示了孙少平所代表的道路的吸引力、竞争力。
素质配置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