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纪录片奖

另一种美国优先？

作者

王申

年生人。纪录片导演，作品《芳舟》《石史诗》。

编辑

黑武士

每年奥斯卡，反“政治正确”的高速路照旧被国产评论塞得水泄不通，好像要通向“被左派篡了权的自由彼岸和正遭入侵的基督教文明”的真相，除此路外并他条。言必抨击“政治正确”已成了国人的“新政治正确”。然而这群被大家不厌其烦的讥讽的文化精英（其实来自几十个国家），作为反特朗普的骨干，是否又是在制造着另一种“美国优先”（AmericanFirst）呢？

一场东道主总是笑到最后的邀请赛？

刚刚，颁完奖的奥斯卡又为中国影迷列出了一份新一年的观影清单。由于外国艺术片在中国发行普遍滞后，对于美国影业有着年终奖性质的奥斯卡，给中国观众提供的更像是一份前瞻性的愿望清单。很大程度上，作为负责年终总结的电影奖（Award），奥斯卡对中国观众也起到了电影节(Festival)发掘新作的作用。尤其对于发行渠道稀少、观影文化薄弱的纪录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借着小金人的金光闪闪，在纪录片评价体系的空寂夜空中，为我们竖起了少数夺目的风向标。

但奥斯卡只囊括5部纪录片的提名名单，对于在纪录片中也渴望收获电影性和作者性的观众来说，是否是一份理想的菜单？让我们姑且先用一种粗暴的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

徒手攀岩FreeSolo()

今年纪录片奖提名的是《徒手攀岩》、《滑板少年》、《鲁斯·巴德·金斯伯格》、《黑尔郡的日与夜》、《恐怖分子的孩子》。其中美国制片、出自美国作者又讲述美国故事的“地道美国电影”四部。《恐怖分子的孩子》是唯一例外——第一制片国德国，由在居于柏林的叙利亚导演TalalDerki在叙利亚拍摄。

年的名单中，《国宝银行》、《伊卡洛斯》和《强岛》是三部美国语境的影片。另两部是丹麦的《阿勒颇最后一人》（由生活在哥本哈根的叙利亚导演执导，在网上遭遇俄罗斯水军一星运动，豆瓣也呈现5.9分的异常分数）和法国的《脸庞，村庄》。

《阿勒颇最后一人》海报

年，除金熊得主《海上火焰》，其他四部都产自美国。年，五部中三部美国，一部英国，一部丹麦的《沉默之像》。年，三部美国，一部英国，另一部是《地球之盐》。

而近五年得奖的《徒手攀岩》、《伊卡洛斯》、《辛普森》、《艾米》、《第四公民》，几乎分享着一系列共同的标签——英语电影、美国制片、美式叙事、美国故事、美国议题。当然《艾米》第一制片国为英国，美国为联合制片国。但英国纪录片产业，其制片资源、美学传统素来与美国渊源不解，在此不展开论述。

艾米Amy()

再把年份往前推10年，会发现过去15年里，纪录片奖总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一两部不说英语的欧洲纪录片陪跑三四部说英语的美国纪录片，最终由一部美国资金主导、美国导演执导、根植美国语境、围绕美国议题的纪录片折桂（06年的《帝企鹅日记》是个例外）。

话说回来，粗暴的将电影用国界的标签分类统计，在今天这个一部影片动辄五个国籍的时代，是否还有意义？

帝企鹅日记Lamarchedelempereur()

以语言和国别为标尺丈量奥斯卡，不是要求它来搞国别的平均主义。对于纪录片，英语与非英语间隔着的不是英帝国的殖民边界，美国与非美国间的界限也不是特朗普迟迟修不起来的墙。这些语言和地缘概念所分开的，是不同的艺术选择、电影观念和文化视野。比较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外语片奖的迥异风格，也会得出相似结论。东道主总是笑到最后的奥斯卡，乍看遗漏的是一些身份政治的标签。但真正忽视的，却是纪录片宽广的可能性。

是否存在一种“奥斯卡式纪录片”？

如果把一个靠贴标签认识世界的键盘侠摁在沙发上，逼看部当代各国纪录片，他会怎么看美国纪录片？轻快的音乐？高频的说话？对名人传记的钟爱？对视听形式不统一的宽容？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跌宕叙事？充满比纪实镜头拍得精致得多的“说话的脑袋”（Talkinghead，即人物对着镜头的采访）？对第三世界题材的强政治期待？或是直扑某一议案的改变社会的决心？

诚然，在经济籍贯为美国的纪录片中，你可以找到雷吉奥通篇空镜的《失衡生活》，梅索斯兄弟一丝不苟的纪实白描或哈佛感官人类学实验室一镜到底的大胆之作。但就能登上奥斯卡的美国纪录片而言，其中确已存在某种“传统”。就像我们会用“奥斯卡像”来描述一类有别于传统戛纳或威尼斯（后者正被奥斯卡像们占领）气质的“艺术电影”一样。

失衡生活Koyaanisqatsi()

比起一部荷兰、奥地利或意大利纪录片，你更有可能在这些“东道主”处看到精致的图表、带毛边的新闻素材或布光雕琢的采访。并且它们在叙事上作用非凡。而那些欧洲纪录片所力求电影性的纪实段落，在不少美国纪录片中会被派给一位电视摄像用数字感十足的宽景深镜头记录下。

奥斯卡们的Talkingheads

在叙事上，经典三幕式也在这些纪录片中无处不显灵。声画和空间在起承转合的洪流中被冲淡到第二位，服从于征服全世界的好莱坞通俗叙事传统。

你也会看到同是聚焦社会议题，与其保持审慎和中立，更多美国纪录片自愿投身社会运动的大潮中。在这些影片片尾，某项众筹或请愿的脸书主页或捐款网址是如此常见。

美国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MichaelMoore）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共同的创作倾向统治着奥斯卡。

但纪录片作为电影艺术问世时的第一肉身，至今已开拓出如此多样态。就连拿“直接电影”、“真实电影”两个旧概念去框，都像是在多极的21世纪再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划分全世界。纪录片可以是客观观察的，也可以是主观介入的，更可以是关于主观本身；可以是刻画人物的，也可以是人物景观化的，更可以是通篇空镜的；可以是强叙事的，也可以是生活流，更可以是论文书写式的；可以是隐藏作者的，也可以是主动暴露的，更可以是将镜头对准自己的；可以是以现实为纲的，也可以是虚实转换的，更可以是以虚构为前提的。较之大都以假定性为准则的剧情片，纪录片往往可以借着不受限的观念出走到更广阔的天地。

篮球梦HoopDreams()

但当聆听着Netflix真实犯罪片掀起的阵阵声浪，眼见史蒂夫·詹姆斯的电影形态从《篮球梦》滑落向《国宝银行》，我们不得不承认纪录片形态多样性的天窗，正被某种统治力愈强的纪录片观缓缓关上。

如果说奥斯卡奖存在一种形式上的排他性，那其在内容上更显美国本位。

奥斯卡拥抱话题性纪录片是不争事实。除每年全球最重大的议题如难民危机、极端主义能进入奥斯卡视野外，奥斯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