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白癜风的好医院 https://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

文化记忆在装置下的释放可能：从历史记忆到幽灵记忆

摘要：文化记忆长期呈现历史记忆的面向，并且这一面向的弊端在当下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阿斯曼夫妇，诺拉，利科等人的思想尝试旨在构建一种新的文化记忆身份认同，但他们都难以使人们的记忆摆脱历史记忆的限制。阿甘本的“装置”理论揭示了历史记忆的叙事特征，他尝试构建一种签名学——在签名中体会人与世界的相遇，通过仪式与影像在与幽灵的体会中获得文化记忆。本文旨在呈现文化记忆得以超越装置，实现从历史记忆到幽灵记忆转向的图谱。

关键词：文化记忆，阿比·瓦尔堡，阿甘本，签名，影像

那些唯一理解这些最密切和最熟悉之行动的人们，那些唯一诵读并刻写无形之词语的人们，有朝一日或能重新打开一道使历史——还有生命——得以突然履行其承诺的缺口[1]。

————GiorgioAgamben

最近，由于种种原因，对记忆的讨论频繁出现在多语境的讨论中。文化记忆意味着主体对文化的历史性态度，对文化共同体有着基础性意义。阿比·瓦尔堡，哈布瓦赫，阿斯曼夫妇，诺拉等史学家提出了自己的创见，但他们的讨论也都遇到了现实中的困难，呈现一种历史记忆的面向。因此，本文旨在直面这些困难。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继承了海德格尔、福柯提出了“装置”的理论，该理论揭露出文化记忆面对的根本问题是陷入了装置的阱架，而使得记忆变成某种异质性的他者。他强调通过对幽灵-签名的考察，在仪式与影像中力图体验人遭遇事物时的真实感受，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记忆。本文旨在呈现文化记忆得以超越装置，实现从历史记忆到幽灵记忆转向的图谱。

一：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与建构

文化记忆惯常以历史记忆的面向表现。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指出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将历史用来当作记忆的一种存续方式来抵抗遗忘：“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彩，并且要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2]。”这表明历史记忆来源于留存记忆的愿望。由于历史与记忆的亲密关系，记忆很快就被意识形态所影响，历史成为了记忆的官方形式：“历史学家的功能就是成为一位回忆者（historiavitamemoriae——Cicero），成为对公共事件记忆的监护者，而这些公共事件的记忆则以有利于行动者的方式被记录下来。[3]”

（一）：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

在20世纪上半叶，阿比·瓦尔堡(AbyWarburg)和他的追随者哈拉尔德·韦尔策将记忆理解为“社会记忆”：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社会经验的总和（韦尔策语）。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Halbwachs)将记忆阐释为一种社会集团的建构。过去的记忆随着当下的结构与装置的变化而一次次重新构筑。一些被认为不必要，或者无助于集体身份认同的记忆会被慢慢取消资格，即被遗忘。他强调集体记忆——一个含混的概念，包含交流记忆，文化记忆。其重在群体内寻求连续和类同，同时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他轻视个人记忆，认为个人固然存在着生物性的记忆，但不存在遗传性与所谓“种族的记忆”[4]。个人记忆最多是交往的日常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