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的危机和重生。

△好政府的寓言。

作者：JohnMicklethwait（彭博社总编辑）、AdrianWooldridge（经济学人政治主编）。他们合著了《警钟：为什么大流行暴露了西方的弱点，以及如何修复》一书（TheWake-UpCall:WhythePandemicHasExposedtheWeaknessoftheWest,andHowtoFixIt）。

编译：魏谷子

来源：彭博社。媒体立场中立。

文艺复兴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壁画之一是在意大利锡耶纳市政厅中发现的。名叫《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寓言》（TheAllegoryofGoodandBadGovernment），由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绘制于年，就在这座城市被黑死病蹂躏的十年前。这幅壁画描绘了两个世界，有一个不寻常的主题。

在好政府一方，商店开张兴隆，建筑工人在工作，人们在跳舞，正义是一个被上帝引导的美丽女人。“转过眼睛注视她吧，下面的铭文恳求道：“她给我们带来了多少财富，城市生活是多么甜蜜宁静，这种美德胜过任何其他人。”

在坏政府一方，正义被缚在暴君脚边，残忍、欺骗、欺诈、愤怒、分裂和战争等角色在一旁看着。

大西洋两岸的保守派都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洛伦泽蒂的壁画。出生于波兰的政治学家塞缪尔·卢贝尔（SamuelLubell）认为，在任何时代，总有两个政党：一个是“太阳党”，它创造光和热；另一个是“月亮党”，它“借此反射而发光”。自里根和撒切尔以来，美国和英国的右翼一直是太阳党。现在，除非彻底改革其人事和思想，否则右翼将面临成为月亮党的危险。当然，那样的结局就是在洛伦泽蒂壁画中的坏政府一方。

自年以来，左翼只在白宫或唐宁街安排了4个人——大西洋的一边是克林顿和奥巴马，另一边是布莱尔和戈登·布朗（后者从未赢得过大选）。右翼在两方面确立了明显的优势：实践能力和智慧活力（intellectualdynamism）。

第一个是保守主义的传统优势。共和党和保守党都把他们的选举吸引力建立在这样的想法上，即他们会比其他人更好地照顾你的钱和保护你的国家。如果你想建空中楼阁，就投给左翼。但如果你更感兴趣的是保护你房子的价值和防止罪犯流窜街头，那就投给右翼。

然而，右翼也更有活力，产生了月亮只能反射的智慧之光。自年以来，现代保守主义产生了几乎所有改变政治世界的重要思想，从私有化到福利改革，再到“破窗”犯罪政策。

[注：brokenwindows。该理论认为轻微的无序行为如若得不到及时治理，会引发更加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造成严重后果。以一幢有少许破窗的建筑为例，如果那些窗不被修理好，可能将会有破坏者破坏更多的窗户。]

这些观点在今天听起来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当它们第一次出现在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时，人们普遍认为它们是“疯狂的”，比如经济学领域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注：MiltonFriedman。小政府理论。）和社会政策领域的詹姆斯·威尔逊（注：JamesQ.Wilson。破窗理论。）。

事实上，这些观点变得如此主流，以至于它们也改变了左翼。克林顿和布莱尔是过去40年最成功的左倾政治家，经常被指责为保守派。克林顿平衡了预算并改革了福利。布莱尔给他的政党取了一个新名字——新工党，并放弃了工党党章第4条中提出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梦想。

当然，在这个保守派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也有起伏，小布什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约翰·梅杰与欧洲汇率机制进行角力，这是两个跌宕起伏的事件，但右翼总体上成功地站在了洛伦泽蒂壁画中“好政府”一方，同时也对“好政府”的含义进行了革新。

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年，当西方国家受到致命疾病的威胁和东方新对手的挑战时，保守派将会加倍发挥他们的优势。今年是选民渴望安全和能力的一年。然而保守派的阳光却正在暗淡下来。

在美国，民调显示，特朗普很可能会输给78岁的乔·拜登，而参议院也可能易手。在英国，保守党刚刚结束了他们（虚拟的）年度会议，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十个月前，他赢得了惊人的80席多数席位，看起来很有能力的新工党领袖基尔·斯特梅尔爵士在他面前一直相形见绌。如今保守党的空气中弥漫着“鲍里斯之后的生活”的话题，后座议员们（注：英国议会下院中坐在后排议席的普通议员。）团结在聪明、上镜的年轻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注：RishiSunak。印度旁遮普裔。）身后，认为他最有可能接替鲍里斯。

驱动这一切的是新冠病毒，以及右翼无力处理它。在英国和美国，在英国和美国，政治光谱中所谓有能力的一方，都未能完成保护公民免受病毒侵害的基本任务。

在美国，每百万居民的死亡人数接近人；在英国，这一数字已接近。相比之下，加拿大约为人，德国略高于人。表现最好的国家和地区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台湾等等，每百万人的死亡率都低于50人。当然，不同国家的统计方式略有不同，但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右翼无法耸肩推脱。10月1日，特朗普政府宣布的新病例比台湾、越南和新西兰的累计病例总和还要多。表现最好的经济体也都在强劲复苏。

特朗普的行为一直很怪诞，尤其是他自己感染病毒之后，更是如此。约翰逊犯了懒惰，没有参加早期政府关于病毒的会议。更传统的保守派，比如说一个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或者一个温斯顿·丘吉尔，会对这样的事实感到震惊：尽管国家面临危险，但特朗普和约翰逊身边却环绕着庸才，这些家伙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奴性忠诚而非能力。

顺便说一句，保守派也会惊骇于这种无能已经延伸到对西方联盟的管理。自二战以来，在每一次重大危机中，美国都是领头羊，英国通常紧随其后。这一次，盎格鲁-撒克逊二人转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特朗普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英国则陷入了与欧盟的长期斗争。如果说现在有一位自由世界领袖的话，那一定是很不情愿的默克尔，可她从任何意义上说都要退休了。

最糟糕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右翼已经被它视为主要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国家严重打击。即便你对病毒起源和数字说三道四（注：这句略有改动。），可中国在保护国内人民安全和向国外投射其软实力方面，做得也比英国或美国好得多。

站在洛伦泽蒂壁画中坏政府一方的结局，可能会让共和党人失去白宫和参议院；也可能让约翰逊失去工作。在历史长河中，这可能无关紧要：伟大的政党可以摆脱这些个人挫折。从右翼的角度来看，令人担忧的是，新冠病毒揭露了其政府哲学中的意识形态漏洞。或者我们也许应该说是哲学漏洞。

在过去40年里，保守派接受了两种政府哲学。第一种哲学在里根的就职演说中得到了概括，他说：“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府才是问题”。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美国政府已经变得过于庞大，过于扩张，过于干涉。

但这种敌意逐渐凝结成教条。于是，不管赤字多少，都应该拥护减税；不管人才高下，都应该压缩公共部门的薪酬；政府关门应该被视为一种荣誉勋章。小布什时代的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雷在一次对峙中就说过：“当我们完成这场扑克牌游戏时，可能已经没有联邦政府了，这对我来说很合适。”更重要的是，这种言论已经变得虚伪：美国的税法中充斥着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豁免和补贴，尤其是那些支持共和党的利益集团。

第二种哲学在特朗普手下凸显出来。对于这位最反智的总统来说，“哲学”似乎是个错误的词语。事实上，在某些方面，特朗普几乎根本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更多的是一个由情绪而非一套核心信仰驱动的民粹机会主义者。但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中，有一个汉密尔顿式的国家观。只要“行政能量”被用来推进美国的权力，就值得庆祝。忘记自由市场；拥抱“美国优先”。川普的贸易顾问之一彼得·纳瓦罗宣称，“我们再也不应该依赖世界其他地方”提供必需品。

在英国，约翰逊是一个比特朗普更天然的保守派。不过，通过一种混杂着懒惰和机会主义的方式，他正沿着特朗普式的障碍滑坡路走下去。他在去年的选举中获胜，因为他承诺在几乎所有的事情上都增加开支，只比工党的杰里米·科尔宾少一点点。约翰逊的得力助手多米尼克·卡明斯保持着一些撒切尔派的旧有狂热。他想把英国变成一个“精英科技城”（meritocratictechnopolis），“拉平”这个国家的落后地区，并改革公务员制度。但一个精简而高效的泰晤士河畔新加坡的愿景，与大臣无能和白厅（注：英国行政部门代称。）动荡的混乱现实之间，存在着令人担忧的差距。

这两种保守主义的哲学思想在新冠危机中都陷入了困境。“把政府淹在浴缸里”派（注：美国巨富科赫兄弟的名言，主张小政府。）被有力地提醒，你需要一个体面的国家来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并在经济急剧下滑时拯救经济。“国家伟大”派已经看到，新冠把事情搞得看起来明显不伟大——也许更糟糕的还在后面。特朗普和约翰逊的自给自足论，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高昂的价格：美国90%的仿制药不是在中国就是在印度生产的，而硬性脱欧可能会让英国已经受损的经济雪上加霜。

不足为奇，两国的右翼势力现在都严重分裂。唯一能把美国保守派团结起来的是，任命一位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来取代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在其他一切事情，比如税收、自由贸易、外交政策上，保守一族的分歧，是自年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以来最严重的。在英国，撒切尔的孝子贤孙们唯一能达成一致的是必须完成脱欧计划：这事一旦完成，粘合剂就不复存在。

新的保守主义会出现吗？也许吧，除非它接受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伟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平等和公平，对右翼来说往往是艰难的领域。左翼要求惩罚富人的呼声很强烈，尤其是在一个科技巨头垄断和对冲基金逃税的时代。但保守派会辩称，让那些被甩在后面的人参与进来的最佳方式，是促进经济增长，推进非歧视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择优录取和机会平等，而非平权行动和结果平等。

这就引出了第二波大浪潮：改革和振兴政府的必要性。这应该是右翼的天然领地，因为右翼幸运地没有公共部门工会的束缚，后者阻碍着左翼的思维。在今年的民主党政纲中搜索“政府改革”。你不会找到的。右翼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保守主义，超越虚假里根主义的干枯外壳，以及川普谰言（注：Trumpery。谐音川普）和英国脱欧的饮鸩止渴。

相反，未来的保守派应该汲取两点：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丰富传统，以及对世界各地政府运作方式的务实评估。

“聪明政府保守主义”（smart-governmentconservatism）应该从这样的理念开始：如果你相信一个小政府，那么你就需要一个专注、高效和有能力的政府。这个信条可以追溯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激进派，他们减少了英国政府的规模，税收从年的万英镑，降到年的0万英镑以下，但他们增加了政府的服务，做到这些很简单，剔除所有的贵族补贴和闲差。

它的现代化身在小国新加坡得到了展示，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和公共卫生系统，它的做法与硅谷一样：有选择地招聘；高薪，其公务员甚至可以年薪万美元；淘汰表现不佳的人，包括——拜登请注意——糟糕的教师（注：拜登主张增加老教师薪酬和福利。）。

接下来，聪明政府保守主义政府应该把开支集中在穷人身上。为什么要把钱发给对冲基金经理，医院的设备如此匮乏，弄得医生不得不带着滑雪镜来手术？新一代的“蓝领保守派”（blue-collarconservatives）希望通过扩大政府规模来帮助穷人，他们已经成功了一半。共和党应该取消所有1.6万亿美元的免税（都进了富人腰包），并对所有人实行更低的税率。为什么十分之九的美国人需要会计师来填写纳税表格？

保守主义曾经多次重塑（reinvent）自己；这就是它经久不衰的秘密。思考其当前困境的最佳方式，是借用另一位意大利人的观点——这次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在他的《监狱笔记》一书中对大萧条进行了观察，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这场危机恰恰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旧的正在消亡，而新的却无法诞生。在这个过渡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病态症状。”

环顾保守的盎格鲁文化圈，病态的症状比比皆是——从异端邪说（拥抱保护主义）到愚蠢（批评戴口罩者）。但这些应该是一个提示，让我们忘记旧的，找到新的。保守派需要提醒自己，鉴于民主的兴起、工业化的普及和福利国家的出现，他们过去一再重塑了自己的哲学。英国和美国的保守派一直避免重蹈欧洲大陆的覆辙，不愿找到一个理论体系就故步自封。但为了再次重复这一绝招，他们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政府哲学，以应对一个流行病频发的时代，以及一个东方新崛起的超级大国。政府太重要了，不能拱手交给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