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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Shock）

（捷克斯洛伐克）简.苏其尔（JanSuchl）

罗金佑译

这个故事是以发生在年的一个真实事件为基础的，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帮助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的专家们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一个反政府的组织掠为囚犯，强迫他们长途跋涉穿过非洲大陆长达一百多天之久。

“如果你当时就告诉我，我们会被拽拖着穿过沼泽进入地火之中，我也许会向你的头上猛击一拳的。”

最初几天是这样清晰地铭刻在我的心里，甚至让我惊奇的还能记起这样的细节——乡村、人、场景、地点等的印象。我随时都能记起最初十四天里的每一件事情，而且非常清楚。那似乎就是命运，不知何故降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超乎寻常的感觉敏锐。在我的生命中的这个突然变故——如果这场灾祸可以这样予以抽象地适度地描绘的话——就意味着我总是很警惕，不知何故总是处于意识强化的状态，能够特别锐敏地觉察我周围的每一件事情，也许这就是一种自卫的反射作用吧。而就是由于具有这种同样的敏锐性，所有的事情都储存在我的心里。

起初，我不愿意接受我们的这种境遇，那太不合情理和莫名其妙了，我们期望还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来说明这一切——也许会有某种干预——让我们的生活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但是时间在前进，一周过去了，接着两周过去了，还没有什么变化。我们一天又一天的沿着崎岖的道路艰难地行进，爬山越岭，下沟豁，过湿地，涉河水，闯激流。全身湿透，陷于湿地中间，就想立刻倒下睡个片刻；我们在非洲40°C高温的太阳下暴晒，而在寒冷的夜间挨冻；我们渴得口干，饥饿得要死……日子天天如此，没有差别。起初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是不可相信的和不可能的事情，渐渐地变成了正常的事情。通过不断的重复，人的最强烈的感觉就会变成寻常的事情。我们适应了新的环境，开始习惯了不同的标准。同样的，人的心情也适应了，并对这些反常的事情进行归类，哪些是大体上不变的，哪些是相似的，哪些是不再重复的。

那是在一次不顾生死地行军之后，那天早晨很早就出发了，开始的预兆并不是太坏：热咖啡，一种饮料，它的味道我们已经渐渐地忘记了；不好的咖啡，的确是咖啡，只是味儿很淡——但依然是咖啡。那天夜晚还是我们遇到的比较好的一个夜晚，我们睡在吉姆博（一种隐蔽所，下同——译者注），那里干燥而温暖，我们旅程开始时，感觉精神很振奋。

我们怕长时间的爬陡峭的山路，也被沼泽地吓坏了，那天这两种情况都让我们遇到了。开始一个漫长地转来拐去的湿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把膝盖都陷到泥土里了，必须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将双腿从泥浆里拔出来。沼泽地之后等待我们的并不是休息，而全是一条上山的路，这条路似乎是通向天空去的。到了山顶，我们一个个筋疲力尽，却被告知，还有一小段路程，下面才是吉姆博村落——那才是我们今天旅程的目的地——谁也无法帮助我们。现实中没有上帝能帮助我们前进。我们在那儿一直躺了两个小时直到体力恢复过来，能够再次站立起来。真的，只一会儿，我们就到了那个村子。村子很荒凉，就像我们避身过的大多数村子一样。我们从来没有弄清楚这些村落到底是被遗弃了或者还是专为我们清理出来的，等我们离开以后居民再返回来。

正午已过，还没有做饭的征象。孩子们饿得哭叫，我们后来直到下午才吃了先前准备的东西。在波医生的干预下，他们才给我们做了“丕烧”（一种鱼头炖汤食物——译者注）。远处响起了雷声，暴雨就要来临了。我们躺在吉姆博，只想睡，他们强迫我们起来，我们只得随处走动着。抗议说我们太累了也无用，因为雨就要来了。那些穿着雨衣的公务员，他们并不害怕下雨。我们正为这样的心思发愁着：我们会被淋透，夜里盖着薄薄的毯子会被冻死。

在倾盆大雨中，我们再次走向石子路，显然我们必须穿过一段公路。我们等着，光线正在消退，突然枪声在前面响起，黑暗中，我们又撤回到山上。行至半夜，纵队停止了前进。累得半死的我们摊倒在地上。我们用毯子把自己包裹起来。天还在下，而我们几乎不在乎这一事实了。

我感到即使是水淹到我的脖子上我也能睡着。

这种毁灭灵魂的行军唤起了我的一种感应，我不会有希望了。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防卫自己。

但是做什么呢？

去见团长。

我们不是他们的奴隶！

苏克提了个建议：签名个请求，呈给团长。

老头的这个想法得到赞许，我们委托了个委员会让他们准备这个请求，然后进行表决。

请求说，我们反对当俘虏；我们已经被残忍的行军和完全不合格的不能令人满意的饮食整垮了。我们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病员正在增加，既没有药也没有基本的医疗条件。妇女和儿童就特别困难，他们有死亡的危险。我们反对继续拖着我们走这样的路，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能看到我们的信并通过他们把妇女和儿童送回家。

“你们认为就那样吗？”老头儿问。

“就那样，”乔斯卡.莱沃拉回答，“这足以让他们好好想一下。”

“怎么样，你的态度，应当这么写吗？”

“没意义，那只是个表示，根本帮不了我们什么。”

“我也怕那可能让我们受更大的苦，”阿莱纳.维考瓦补充说，其他一些人也这样说。

“那按你的意思最好闭嘴，得习惯眼前的一切。”出现了一阵意见不同的争吵声。

老头儿严厉的打断了争吵，“谁不同意就别签字，如果多数人同意，我们就把信递上去。”

大多数同意：总共六个人签了字。

委员会请求团长接见，把那个请求递给他，翻译成葡萄牙语。

直接得到回答。

团长阿尔方左把我们召集起来。直到此时我们才认识了他，他就像个国家元首，显然也很作难，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个很正派的家伙——这从他谨慎的衣着到他的镇静，不慌不忙地说话和嘴角处幽雅的微笑都看得出来。现在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的烦恼。他是既不想也真的不能够控制自己；乔斯卡是对的，我们的信真的激怒了他。我们方面是太轻率了，他提高了声调说，手里挥舞着一根小棍子。至今他们都把我们当作外国人对待的，我们是内战期间在国家的南方被俘的，实在是由于运气不好才被俘的。从此之后我们就成了他们的战争囚犯。我们同国家的统治政权一起反对他们打仗，我们会承受战争的结果。我们会受到更严厉的对待。

“我一直友好的对待你们，但是这一切现在都过去了。”团长下结论地说，他转身背对着我们，好像我们不值得他与之对话，然后扬长而去。

“如我对你们说的，”乔斯卡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不值得的。”

“这就怪了！”老头怒视着他，“起初是你第一个说我们不应当保持沉默的。”

“也许保持沉默是最好的方法，而且大家的步调要一致。”简达说，带着心虚的微笑。

“你似乎并不怎么机灵，如果你的孩子也在这儿的话，”这是廓图绍娃对他试图调节气氛的回答。廓图绍娃有个“妈妈们的妈妈”的头衔，乔奇卡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妈妈的平方”，她完全钟情于七岁的儿子里波——或者波里克，大家都这样叫他——因为她结婚15年后已经45岁时才有了儿子，当时她已经放弃了这种事实，身为人母的欢乐会永远与她无缘了。里波，本来是个很好的男孩子，他也深知这种永恒的母性保护，让他成长为一个完全被宠坏了的孩子，这还因为他的父亲——一个成功的技师，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他也爱自己的妻子，从来不批评她教养孩子的方法。

“战争囚犯，”威克心想，“我们的处境还会比现在更糟吗？”

“也许会的，”乔斯卡禁不住地说。

“这么一来，也许不会了”瓦伦塔说，“如果他们把我们当作战争囚犯，就我所知，一定会有怎样对待囚犯的国际协定吧……”

“不管有协定或没协定——不要忘了，他们握着我们的脖子，他们喜欢把我们怎样就会怎样。”

“也许不完全是那样，”博尔医生说，“对他们来说，我们活着才有价值，也许未来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而且会允许给我们留有一定的余地，我们必须利用它。”

“说得对，医生，”老头同意他的意见，“无论他们把我们作为人质还是囚犯——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持人的尊严；我们一定不允许我们自己出问题，当然，我们会说，每个家庭，每个人会管好他们自己，他们将会战斗，可以这么说，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怀疑，以这种方法，我们任何人是否会在实际上做成什么事情，除了一些小的暂时的利益以外。如果我们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我们就什么也不会失去。而且请求书让团长不高兴——也没什么。我们，确切的说，也不是野蛮人，有他们的保护。得让他们知道这一点。”老头儿换了一口气，然后，因为他感觉到他说到了人们的心里，就以他近六十岁的权威鼓励地说：“只要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他们的食品足够了。”埃戈说。

我觉得我必须提及团长讲话时我想起来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了，”我说，“团长的话更像是在反驳他自己。当他们在俘获我们的时候，他说他们必须让我们处于他们的保护之下，因为政府部门会威胁我们的生命。而现在他却不再说保护了，只说是监禁和战争囚犯。”

我的话没有得到回应。团长生气中的失误，表明他的真正面目不是非常讨厌任何人。我们知道当前的形势涉及到我们的保护问题，不管他们怎样选择说话的措辞。更令人不安的是认为我们的苦难可能会变得比目前更糟。救世主啊，我想知道我们的处境会变得更糟吗？我似乎有一个基本的感觉，我也与大家一样，这时候千万不能睡觉——即使疲倦到筋疲力尽，再加上饥渴和任何一种身体疾病和苦楚。当然，那样可能会把苦恼进一步堆积起来。他们可能会给我们更不好的和更少的食品，直到完全饿死我们的地步。他们能够用干渴来把我们逼疯，拼命地驱赶我们直到我们倒下来为止。他们会用无数种方法来虐待我们，他们事实上能够做他们想做的一切，因了我们的防卫方式也适合他们做任何事情，不理睬我们的反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也许真的只在乎我们会做的事情，就像老头儿所说的，大家要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所在——只要，在他们眼里，我们是代表了某种政治资本，他们自己最清楚其价值的，他们会以最有利的利率来兑换的。至于某些国际协定和众所周知的国际声援以及世界舆论，我不会太多的依赖之——即使他们也许是站在我们一边。他们不能给与谴责：世界不能够劝止另一方，更大的不公正和暴力一定不能制止阿鲁塔恐吓我们，不管他们喜欢与否，也不管是否适合于他们。

我们一次有生气的会议被一场大雨——没有预告的突然爆发的热带倾盆大雨——打断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躲在基姆博里——当我们正在讨论的时候，那些黑人搭建起来的住处——避雨。虽然他们又低又小，以至于我们必须爬进去才行，但是它们仍然能够很好的遮蔽雨淋呢。这一天的余下的时间我们一直留在那里，估计我们还会在那儿度过一夜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团长打算的威胁会有多么严重。晚饭，也是这一天的唯一的一顿饭，令人惊喜：“丕烧”里面加了几小块鸡骨头，上面还能够啃下一些肉。随后从队长卡洛斯——他给自己赢得了个“山羊”的绰号——那里传来了一个决定性的消息：准备一次夜行军。

起初我们都把这麻烦作为一种私人的负担隐瞒着不说，开头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受影响的人，但是很快就不可能再隐瞒下去了。谁也逃脱不了肠道的麻烦。一种不寻常的剧烈变化——不只是我们，还有所有外国人，都不想吃饭，肚子胀，卫生条件很差，痛苦也毫无变化——现在要付出代价了。我们承受着持久的饥饿。除了很少的偶然感觉到的瞬间饱，陪伴我们的只有顽强的坚持。如果我的兄弟处在我的位置，他就至少能够大略的计算出每日的消费和释放出来的热量之不足。但是我的全部感觉就是从持久的经常的渴望食品，就是想吃，吃，还是吃！身体表露出不合乎自然规律的过度疲倦，白天极度的酷热，夜间寒冷，特别需要能量的补充。嘴就想着接受和吞咽任何东西，只要它不触犯视觉和味觉就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消化系统又不能够应付那些它不习惯和加重它负担的食品，而结果呢？就是严重的饥饿和不太严重的腹泻。一种不可思议的悖论出现了：身体一面大声地呼喊着要食品，另一面又过早地就拒绝那些尚不习惯的食品。

“我知道这种事情必定是要发生的，”波医生说，他自己也没有逃脱肠道的麻烦。不幸的是他没有办法来减轻我们的痛苦，只能说些安慰的话，也许这能给予我们体内得以调整的时间。

他的预测只是部分的正确。行军是断断续续的，一会儿走得急一些，一会儿走得慢一些，有时休息得长一些，有时又休息的短一些，因为我们一路上都染上了腹泻。一些孩子胃绞疼，腹泻还伴随着呕吐。

在这些无数的人们中的一个人拼命地飞向路边的灌丛的时候，我看到小佩特就蹲在附近的一棵树后面。当他做完了他必须做的事情之后，用草和树叶擦了屁股，突然他双膝跪在地上开始呕吐，痛苦的呻吟。我一直等他呕吐过后，然后哭着去拉他的胳膊，领他到我们营地右边的小河里去。我小心地帮他洗了疼痛的屁股，然后泼水洗了他的全身，也用同样的方法洗了我自己。

此刻我还能为这可怜的小孩做些什么呢？洗一次澡，在流动的水里净化自身，是一种很奢侈的讲卫生工作，当有这样一条河流或者溪流就在附近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其中纵情欢闹。当然你就不必考虑寄生虫或者微生物什么的了。

然后我们就躺在太阳下，静静的，谁也不说话。

当他平静下来时，佩特就斜过身对着我。“叔叔，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你想吃的第一顿饭会是什么？”

“土豆薄烤饼，”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土豆薄烤饼就着萨拉米腊肠（蒜味咸腊肠，意大利产——译者注），喝着比尔森啤酒。”

“我要吃腊肠，卷着芥末的。”

“那就是你喜欢吃的饭吗？”

“不，我最爱吃的是带杏肉的米饭布丁，但是在这儿就是想吃腊肠。”

“帕维尔也和你一样吗？”

“不，帕维尔的最爱是裹了一层奶油的草莓味圣代冰淇淋。”

“我将告诉你，佩特，我们做个交易吧。当我们回到家的第一个星期六早上我将来到维诺雷德（Vinohrady）找你俩，我们大家一起去文萨斯雷广场（WenceslasSquare）。然后你，帕维尔和我去每一个自助餐馆和我们经过的热狗摊吃一只腊肠，直到我们再也吃不下去为止。然后，做完这些，我们将吃一份草莓味的圣代冰淇淋。”

“我吃菠萝，”佩特说，“然后，就要吃饱时，再吃个冰淇淋。”

“那么，就这样说定了。”我们握了手。

我们返回到营地。我不知道这条没有名字的南方河流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水流经这里——为了我们——出现在这一对双胞胎面前，而我也会走着去文萨斯雷广场的。

“稍等一下，”我对佩特说，我进入吉姆博，那里我有一听球形茶，那是黑人从岩石上采集的一种小植物，他们说这种茶对胃特别好。

“请饮这个。”我把它给了这个男孩。

“啊，那很苦的，”他吓得发抖。

“饮了它，对你有好处。”

“你还记得两周前的今天吗？”艾戈说。

两周前的这个时间我们正在饮酒——就像以前好多次一样——庆祝玛丽的生日。

“如果你当时就告诉我，我们会被拽拖着穿过沼泽进入地火之中，我也许会向你头上猛击一拳的。”

过了半夜了，自从以前的夜行军以来，我们的又一次夜行军。在我看来，似乎世界上所有的沼泽湿地都放到我们前进的路上了。发光的月亮就像鱼的一只眼睛，冷淡，泛着白光。这个被雨水浸透了的平坦的乡村似乎更冷更残忍。我看着我前面那些沉默无声的很艰难移动着的人们，乳白色的月光便在地上投下一个短小的黑影子，我觉得那就像是黑暗的剧场里面的一个演员。一个个都太不可思议太可怕了。是不是唯一的身体都不能以这样人性的方式提出抗议。我的腿都麻木了，甚至感觉都无法忍受了。今天的夜行军对于我似乎就是个真正的凶手，但也许是因为这是最晚的一次，一直在继续而没有终结，而先前的那些夜行军，虽然也不无苛刻，但是现在都已经忘记了，连那些最残酷的在内。最让人痛苦的总是当前的，而不是过去曾经麻烦过我们的。

天快明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干燥的地方，就直接倒下，就像是被战斧砍倒了似的。而如果没有任何地方可让你倒下，我们或许会站着就陷入睡眠。仅仅四十分钟以后他们就把我们叫醒了，没有任何的仁慈可言。我感觉我只睡了一分钟，而当我再次站起来拖着身子移动的时候，我甚至感觉到短暂的沉睡还真管事，我可以继续前进了。

黎明的时候，我们站在一条宽阔的水流很急的河边，河上面横着的，在水上面很高处，是一条狭窄的桥，更确切地说是一条没有护栏的人行桥。与河的宽度和水面相比，这条步行桥就显得比它的实际宽度更窄了：纯粹是视觉的错觉，但是，这还是以前的几次中第一次一个人大胆的学着黑人的样子过河的，以此来证明我们其余的人也能做得到。

过这条河耗费了我们最后仅有的一点儿精力，我们又一次像成熟的果子似地倒在了地上。孩子们饿得哭喊。波医生极力劝说“山羊”准备一些饭。后者不得已地说，我们会立即到达“大基地”的，我们会在那儿休息。但是波凭着他流利的葡萄牙语还是坚持，终于把“山羊”磨倒了。一小时之内，我们吃到了厨房送来的一些牛奶和一份豆食。

波医生是我们之中唯一的一位“山羊”需要认真对待的人。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说他对“山羊”表现出了一定的尊重。好像也是这样，有波在场的时候，“山羊”就没有了那些挖苦的话和言过其实的自信。

“他也许认为我是某种神汉。”医生微笑着说。

“医生和牧师应当处处受到尊重。”老头儿说。

“卡米尔，你应当得到更好一些的运气，而我认为事实上你在这儿能更容易地为我们做到的。”瓦伦塔补充道。

“也许可爱的‘山羊’认为他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需要一个捷克医生呢，”我插言道，“他也许不必要靠在人们的闲聊时瞎吹。”

一点点儿饭就让我们恢复了元气，牛奶和豆食提供了一些能量。波医生的干涉也是很谨慎的，因为我们一路上艰难缓慢地行走，直到有一天的下午才到了所承诺的大基地，而我们原来以为大基地马上就会到的。

在这儿，我们有了宽大的足够的正式住处，我们感觉终于得到了解脱地坐在里面，为什么他们把这个基地称为“大基地”，其外延究竟如何，依然是个秘密，因为他们在为我们预留的住房周围围起了一圈麻绳，所以很清楚，我们不得到这个地方以外去。

消息立刻就传开了，基地附近有一条清澈的水溪。一旦我们克服了对于水的恐惧，溪流就会变成一种强有力的诱惑：他是我们可以洗一洗我们自己和一些破烂衣服的唯一机会，因为经常的出汗，身体和衣服都已经很脏了。而且还必须不断地为此而战斗。权当是他们给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允许我们去洗澡。即使是在这种场合，那还是在第二天，在我们被允许下到河里去之前，不用说我们还得被士兵们护送着去。我们永远也不明白这种武装护送意味着什么。是因为不让我们游到看不到的地方？还是为了我们不被淹死？

我洗了自身，然后把牛仔裤彻底的搓洗一遍，它已经被泥土结成了块状，我的两件白色T恤衫逐渐地变成了麻布色。我只穿着内裤回到了营地。女人也不例外，她们的清洗还要彻底一些，大部分人回来时只穿着乳罩和短裤。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里，对端庄的界定与正常情况下也就不完全一样了。就说那件事，洗澡的装束和穿短裤戴乳罩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年长的公务员，特别是队长“山羊”，被我们的少穿了衣服吓坏了，我禁不住对他说出了我的观点：“你穿上最好的衣服走来走去的，每天换一件干净的衬衫，或许你还能每天换穿一件制服，首先你有这些衣服，其次，你的勤务员侍候你；如果你必须等到你唯一的破衣服晒干才能穿，那你就和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区别了。”

他挤了挤小眼睛，被我的鲁莽刺疼了。

“你，”他慢慢地回答说，“你像个君主一样的住在奥尔卡姆博，而我们的人民没有东西吃。”

“我们住在那里比我们平常住在家里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如果你是想说，我们生活的费用花的是你们人民的钱，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嗯？你说什么？”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乔斯卡.莱沃拉忍不住地问。“咳，简直难以置信，竟那样！”

“不要把我们和葡萄牙殖民者混为一谈。”我接着说，“我们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是来这儿开办工厂的，这样你们的人民就会有工作，不再挨饿。我们让工厂开工——事实上比期望的时间还要短一些。”

“那你，”乔斯卡补充说，“剥夺了他们的享乐。”

那是有点儿言过其实了，我想，当时我看到队长的脸变得僵硬起来。乔斯卡也知道，他也走得太远了，因为他直接补充说：“别伤了感情，队长，让我们彼此真诚相待。”

我只等着他发火，但是幸运的是我担心的事没有发生。队长的脸色变得从容了些，他眼睛里的火光也消失了。“山羊”嘴里只咕哝了些当地人的方言，就转身离开了。

“你非得要告诉他。”我说。

乔斯卡已经恢复了他的常态，“让他也考虑考虑…山羊！”

我不能确定，但还是感觉到，自那次针锋相对的交换了观点之后，山羊对我们态度明显的好多了。

夜里我被冻了醒来。奇怪，我想，艾戈和医生睡得很安然，而我却像一片叶子在摇动，即使我是在一个干燥的地方，还有一张相对舒适的床，这床是我自己用树枝和杂草弄起来的。我侧耳细听，看是否下雨了，我没有听到屋顶上有噼哩啪嗒的响声，我用毯子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终于睡着了。天快亮时，我又醒来了，出了一身的汗。我的头疼，我感觉是一种全身的麻木无力。我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感觉就像是稍微喝多酒了似的。

“怎么起来了？”波医生从他的床上抬起头看着我问。

“我感觉不怎么舒服，好像是感冒了。”

“症状呢？”他以一种专业的关切问。

“夜间我冻得打颤，现在又变得发热，我感觉浑身都散架了。”

“我们来量一下你的体温。”医生起床，去找他的东西。

体温是39.1℃。

医生检查了我的喉咙，轻轻地扣击了一下我的全身各处，询问了各种问题，然后说：“不是感冒，伙计，是疟疾，你那样无助地看着我，你是得疟疾了，毫无疑问。”

“得疟疾又怎么样？”我想开个玩笑，小孩的时候，我读过赫鲁伯（Holub）、考任斯基（Korensky）和其他捷克旅游者的书，包括帕里泽克（Parizek），疟疾让我充满了恐惧，像得了麻风病一样的恐惧。自从我自己来到非洲，我知道人不需要这样的害怕疟疾，还有别的更危险的疾病需要避免的。凡我们在非洲所逗留之处，都定期的服用抗疟疾的氯喹的；这次被拐骗之后，所有的药物和卫生关照都被取消了，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服预防性剂量了，于是我就被感染了。

“我们还有一些氯喹，我把它给你，今天你就睡在床上——他们说我不能动——然后我们再看看。”

这样，腹泻发展到了其极端（我们在自己的述说时给了个更文雅的拉丁名字）现在就叫疟疾，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开始！是开始吗？我们的行军已经进行了十四天了，但是还没有提出结束的迹象。团长说过数周和数月……正当我沉迷于这些想法的时候，艾戈进来了。他给了我一把花生豆和两根香蕉——对于饿得要命的我们来说，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食品。他还给我带来了最新的消息：我们已经走出了大约公里远的路程了，第三次行军就要开始了。我不知道这到底是该笑还是该哭，也许是后者。拽着我们再用一个月的时间穿过黑人大陆的前景不是令人鼓舞的。虽然如此，它也无法使我摆脱降临到我身上的陌生与冷漠，一种非同寻常的软弱无力在我的身上蔓延，我的思想也同样的无精打采软弱无力。我麻木淡漠地对自己说，疟疾，这是无法避免的。

“别焦急，”老头儿以他奇特的方式安慰我，“人们常说：谁不得疟疾谁就没有到过非洲。”

“那你得过吗？”我问。

“得过，早在第二个月时就得过了。在现在这种条件下，我认为我还会得的。”

老头儿的预见证明是正确的，这一场疟疾，还有更多的受害者，老头儿也未能幸免。

在随后的一周里，我不能确切地说，我是否体验了真正的事件或者是生活在梦境里。我的体温或升或降，完全由不得自己愿意不愿意。在发烧的波动中，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奇特的昏迷状态，当前的和过去的体验混合在一起，失去了辨别我或者别人身上发生了什么的能力。而说真的，这并没有让我产生哪怕是最轻微的一点点烦恼。我似乎是站在某个最高处来观察周围的世界：是用一只鸟的眼睛在观察，而且是透过一个模糊的镜子在观察的。我丧失了时间的概念和弄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的头脑里只有一连串思维的片段…….

……我们通过了一个荒凉的乡村，哪里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处灌丛，只有荒凉的裸露着的岩石。我们没完没了的行走着，然后就把毯子展开来铺在干旱荒芜多石子的土地上。我听到我身旁的玛丽说，如今她的脚上起了许多水泡，钻心的疼痛。我非常想睡，但是由于口渴而睡不着。波医生端了一大杯水递到我的嘴边，我急切地喝着，随后就陷入于幸福的无意识之中。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声音，我被猛地拉了一下，他们让我动一动。那声音是个黑人士兵发出的，他用肩膀推着我，把我推上一个陡峭的斜坡。我说我很饿，士兵向我露出他的洁白的牙齿，我不明白他是微笑呢还是扮鬼脸。“你们这些白种人就知道要吃。”他厉声地说。

“你们不饿吗？”我问。

他没做声，只把肩膀上的机枪皮带动了一下，好像他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让我明白，士兵对这样的事情是不感兴趣的。

……

“医生，你必须得给伯里克准备一副担架，”我听到克塔索瓦用喉音鼓动说。

“克塔索瓦夫人，”医生冷淡地权衡地回答，“我没有什么必须做的，只有等到那一天去死，仅此而已。”

克塔索瓦，回国后做过商店的副经理，善于同人友好相处，是一位极有趣的女人——那不是伯里克一个人的问题，伯里克，她唯一的儿子，是最有灵性的，所有方面都最好的，所有孩子中最优秀的儿子，她总是不断地拥抱他，用盲目地、完全宽容的爱来包围他，对任何事情都缺乏应有的判断力。

爱说反话的乔斯卡.莱沃拉，像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过了不久，在澳尔卡穆博，就叫她是“妈妈的妈妈”，这个名字带有讽刺意味。

“对不起，医生，”克塔索瓦的口气立即变了，“他有疝气，简直不能走。”

“我很高兴你想起我昨天说过的话了，”医生断然地说，接着又用一种平静的声音说，“那并不意味着他就马上需要一副担架，我已经给实习医生说过了，他明天就会弄到担架的——最迟后天。你完全可以放心，一两天的行军伤害不了伯里克的。疝气的破裂只发生在长时间的用力和持续的营养不良之后。你看，那只是个预防的问题，只是一种怜悯，你不能体面地回国罢了。”

“你对我不公平，医生，我去请教一下，就说医生告诉我，伯里克能同我们一起走，他没有任何危险，做手术还太早，必须再等一两年直到疝气发展成不知怎么样或者别的……我怎么知道我们呆在这儿干什么？”克塔索瓦转过脸去，眼泪快要出来了。

“那就OK，”医生又一次以他安慰者的身份安慰地说，“安静下来，没有必要自找烦恼，没有必要。”然后我听医生补充说，“甚至连一副担架也没有必要；有几个年轻人背着他就行了。”

医生的镇静增强了我的信心，伯里克的疝气也不是值得克塔索瓦恐惧的那种性质，但是如果一些孩子出了事，例如急性阑尾炎，怎么办？我宁愿马上忘了那种想法，免得冒不必要的险……

……我躺在一堆上面撒了一些杂草的树枝木棍上，我们习惯的称其为床，想在我的身子下面弄出个坑来，尽量能够休息得舒服一些。一次消耗了人的精力的夜行军之后，我的体温剧增，在一种模糊的倦眠的状态中，我听到棚屋怎样在阵风中震动，雨点怎样抽打屋顶上的蓬草。一些人影挤满了屋子。朦朦胧胧中，我听出了卡利尔.法卡、他妻子艾莉娜和小卡佳的声音，问他们是否可以和我们一起避避雨，因为显然是风破坏了他们的基姆博（棚屋）。他们在我们的床之间挤作一团，毯子就搭在他们的肩膀上。卡佳正在哭，艾莉娜在用斯洛伐克语温和的安慰他，直到他睡着了为止。黎明的时候，倾盆大雨变得更加猛烈了。雨水渗过屋顶，已越来越大的雨点溅落到屋子里面来了。我感觉雨点已经滴到我的毯子上了，接着一点雨点滴到了我的两只眼睛之间，我坐起来，将两个膝盖弯曲到下巴下，把自己包裹到毯子里，只露出脸，斜靠在吉姆博的墙上。我的毯子虽然不厚，但是完全能够防水，能够起到防雨作用的。艾戈和医生也坐了起来，嘴里咒骂着，把毯子披在头上，这样再大的雨点也能很好的流开去。我们坐在床上，与地上的法卡一家人一起，看起来就像是几个怪物，等着雨停住。

……我躺在地上，波医生为我安排了一副担架，那几个黑人极力反对；病人的数目还在增加，而担架队伍又是这样小。白人医生确实具有一定的权力：他的建议黑人实习医生当然就必须认可，我们认为，黑人实习医生也许就不具有医生的资格，但是他也有他能处理的事情，或者就像我们说的只是年轻的男护士。我被两个抬担架的人抬着，渐渐的就不用担心，我什么时候会掉到地上。它不是一种不稳定的运输工具，像它最初出现时那样。三天来我一直被抬着，他们只把我掉下来过一次，那是前面的抬担架者被绊倒了，所幸那只是田野中间的一个糖盒子，所以落地也相对的软活些。他们四个人轮流地抬着我，两个人抬，两个跟在担架后面走，休息。他们都很消瘦，营养不良，穿着很可笑的破衣服。起初我只能根据他们的衣服分辨出他们：第一个穿了一件没有左袖子的法兰绒衫子和一条很长的褪了颜色的条纹裤；第二个穿了一件旧的T恤衫和一条带着粗劣补丁的灯心绒裤；第三个穿了一件破旧的牛仔裤，不知是什么原因，把腿下面的部分剪掉了；第四个穿了一件大得出奇的已经磨破了的发光的外衣，他的屁股上围了一条很脏的白色布料，原先也许曾经是条红被单。

起初我很难习惯这些瘦得皮包骨头似的男子，他们与我可能就是同龄人，但是看起来比我能老十五岁，呼吸是那样费力，呼哧呼哧地喘息，好像他们随时都会命归西天。我可以提出论点来反对这一点，但是提出这个可怕行军的人不是我，我不能允许自己只是为了好玩而被人抬着走。那个穿闪光外衣的有时会停下来，咔咔地吐唾沫，吐出些带血迹的粘液。这让我害怕，但是后来我知道了，与真正的咯血相比，这到底是什么。开放性的肺结核在这里的村里不算是什么非常事。

因此，我试图看看这里的乡村，只要我的思想没有被高烧所钝化，这里多小山，到处生长着灌木和稀疏的树林，罕见的寂静，人们总是说是死一般的寂静，看不见鸟飞，也听不见鸟鸣，我们没有碰到过一只动物。山谷里的开阔高地，只要被耕种了，就会有甜玉米和甘蔗生长，而在低处，就会有水聚积，形成许多沼泽、湿地、污水坑和池塘。我看见里面盛开着水百合花，我还看见两个鹳站在那儿，是同一类的黑白相间的红嘴鹳，我在国内时经常看到过的，或者说我只是认为我见过它们。

……我看见自己在奥尔卡姆博的工厂的车间里，当时我是第一次进入这个车间，又高兴又惊奇。我的前任伊万.布里斯在管理着车间，在他的任职期间，按照我们国内的管理水平控制它管理它。他向我吐露了他的原则：精确地维护机器，很好的管理机器，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最好。不要松懈，友好而严格，不要因最初的语言障碍而分心，你必须获得安东尼奥的支持，他在技术上很优秀，有能力，别人都听他的。

安东尼奥！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在那次袭击中幸免于难。而如果他还活着，当他看到工厂毁坏成这样他会怎么样？对于当地的工人来说，工厂简直就是救济院，他们重视工厂因为工厂为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工资，还有他们家里所缺少的其他东西：令人愉快的环境，衣帽间，淋浴室，工作服和他们在其中进行生产的地方给他们一种自己很重要的感觉。当然像安东尼奥和其他像他一样的领工，在这个工厂里还有很多。他们把工厂看作是展示自己的潜在的智慧和发展自己能力的地方，有时我还感觉到，对于他们来说，做工也是一种愉快的竞赛。他们中间，有优秀的修理工，机械手，钳工和泥水匠。“沃基塔，”当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老头儿就会对我说，“安东尼奥和科是这里熟练的工人中的核心。”我不得不在心里承认黑人对工作的态度，他们完成所分配任务的能力，学会并熟练技术的秘诀，真的让我惊讶。在国内还能幸免的偏见的影响下，我曾经预料我会与一些懒散的无动于衷的人打交道，他们会坐在芭蕉树下静等着芭蕉掉下来而不用抬起一只手指头。实际上，还真有这种永远坐在水渠边上聊天的人——有必要催促他们去做工并且整天监视着他们。而我也不知道在我的工厂里有多少开小差回家的人？这些本质上很优秀而逃避工作到处闲逛的人有一个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久经世故，因此他们对于做工的逃避和厌恶是在假象和空话下隐藏着的。

当我在考虑当地人至今为止被迫生活于其中的环境问题时——一个三米乘四米的吉姆博，前面带一个壁炉，炊烟通过屋顶下的缝隙升起来，而在其背后，有无数个家庭，全家人都在睡觉——缺少食品，亚麻布，衣服，甚至连最基本最平常的我们无法想象会没有的日用品都缺乏，更不必说教育和医疗条件……当我考虑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得不注意到那几乎是个最微不足道的奇迹，当地人新近接受了工厂里所有低水平的功能。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我们不能保证工厂里的生产不被破坏，所以我们启用了那个连续系统：每月四天连轴转的工作，然后就停产，以获得所缺少的东西——各种原材料和辅助材料像碱液、石灰石、燃油、硫酸等——为了未来的“继续”。而在发生的暂停期间，我们为雇员组织了各种不同的课程和教育：教他们学物理、数学、化学、技术和我们制定的涉及安全规则的各种情形。

现在我正在想安东尼奥、鲍罗、克里斯多，所有这些年轻的黑人，我早在那时就开始明白，我们随即就成了好朋友。对于我们在生产中应用的所有坚定性和纪律性，我们同工厂的全体员工、同我们所接触到的当地风俗习惯达成友好相处。我不记得有过任何的争论，除了工作：在所涉及到的工艺规程和安全要求方面，那真的不容易达到共识。我明白我们的任务，要尽我们所能的做到最好的执行，虽然我们还有一个相比我们的前任殖民者更加困难的任务，因为我们只是同事和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绝不是君主和雇主。老头儿，我们的最高长官，是官方任命的可靠的保证，最基本的正确的相互关系会得到保证，不会导致严厉的训斥和干涉——甚至不会为了纪律的原因把谁返送回国。如果某人合同期满以前回国，那也只是他不完全满意这儿的工作或者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我不知道那是否是老头儿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某人自己在过去提出过，但是有一个微妙的未成文的习惯，当一个专家工作结束时，他会把他全部工具、连衫裤工作服、工装裤、长统靴子以及许多其他东西：亚麻布、衣服、鞋、普里莫斯汽化煤油炉、熨斗外加一些其他礼物也都一齐送给最好的当地工人。遗憾的是我现在没有机会表达我对安东尼奥、鲍罗和克里斯托的这种感情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奥尔卡姆博（Alcambo）会这样深刻的不仅雕刻在我的脑海里，而且还雕刻在我的心里。而且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不能相信那些对工厂的阴谋破坏和肆意毁坏的事，以及我们之后还留下的被移交的每一样无用的东西。他们会把整个工厂爆炸，使其变成一片废墟，某一天工厂还会再次出现，就像殖民者离开后它的出现那样，因为我们教给人民的那些东西不会也这样被毁坏：这里的人民知道工厂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自然就会去恢复它。

虽然那次让殖民者愤怒的请愿之后，我们变成了战争囚犯，我们的处境没有得到根本上的变化。作为对我们最严厉的处理，用殖民者的话说，没有明显的严格措施，他们对待我们并没有比以前更坏，似乎他们也知道，他们迫使我们进入的生活方式本身已经到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极限了，那是一条不可违背的受苦极限。由此还可以判断出，没有立即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另外，他们早就可以干掉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哪怕最微小的机会来保护我们自己。

这证实了卜医生所说的：只有我们活着才对他们有价值。

他们究竟怎样利用这一事实，或者错用了它，那是另外的事情。但是对他们来说，只要将我们拖到南方某地，到一个他们能够控制的地区就行。

当我看到我们庞大的队伍怎样蜿蜒地爬山，然后又向峡谷而去，抄近路穿过小溪和河流，我想，那需要多么大的组织能力才能保持我们的行进啊。要弄吃的，那是保证继续行进所必需的。即使是质量最差的食品，只要能满足一个人的生命和运动——我兄弟称之为“最低生存定量”——每日数百千克食品的量。所有这些必须真正有效，也许，例如，这仅仅证明了敌人及其社会有能力承担这样巨大的事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保护者的意图是什么吗？他们随后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吗？他们通过诱拐我们希望实现什么吗？

我已经几次试图与军官学校士官路易兹进行这个方面的引导性的谈话，他大约比我大一岁，是个没有完成学业的教师，和其他军官比起来，他有时有个还愿意说话的片刻，因此，他宁愿问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我在奥尔卡姆博挣多少钱，我结婚了没有，在我们国家一辆小汽车多少钱，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有雨季吗？他却尽量避免回答那些我所感兴趣的大多数问题。他还服从他们显然有过的指示：不泄漏有关我们命运的任何问题，或者会导致完全亮底的任何事情——会发生什么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他们显然全都不知道和未得到通知。

请愿书引起最坏的感觉以后，团长奥尔方左就抛弃了一个有耐心的保护者——他的心里除了我们的安全在没别的——的面具，他变得严厉冷漠和明显的不安，他以前的仁爱和现在的粗暴之间的区别逃不出我们的眼睛。除了难以接近，甚至也很难见得到他。

两个年长的紧闭嘴巴不说话，从一开始就远离人们。尽量不询问，也不想与人进行简单的客观观察性的对话，我们会通过联络官，队长卡洛斯了解我们想知道的事情。联络官是在他们之下解决这样一些琐碎事情的。大一点的事情，对他们有价值的事情，可以说简直就不存在。

低级军官——士官，军官学校学生和尉官——个个小心谨慎的，他们要不是真的不知道就是不打算知道，其中一部分人，我想，他们也赞成军队的策略——每一件事情都提交上级处理。

我们也被禁止向普通士兵询问任何问题——这是军官们所要求的。

因此，就剩下了万能地所向无敌的队长卡洛斯，即外号“山羊”了，上下两方面都把我们推给了他，好像他决定着我们的存在与否。似乎唯独他同任何一个人谈任何问题都是不成问题的，甚至也可以说，谈话就是他的任务，一种主要的方法，也就是说：我讲话，发通知，下命令；而你们白人拍马屁者，就听。因为他知道我们渴望信息，他也乐意告诉我们——而且是大量的。显然这是不可能认真地对待的。而问题也恰恰就在这里。

咳，想弄明白这个也真的并不困难，在寂静、真相和假装不知道、隐瞒和曲解的背后，有一种暗藏着的企图，在我们周围产生了某种真空地带。

我们必须知道，当时想要逃跑，或者想在给定的一天内怎样才能走得更远，那是很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一个做父亲只是不得已打了自己儿子一个耳光，一对已婚夫妇交换了一下眼神，或者谁责备了抬担架的人，一个军官立刻就会知道，就会追究其原因。警告，责难，训斥就会立即通知给你或者在最近的休息时给予公开的宣布。

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战争机器之功能十分地完备。

“加油！加油！”今天这种回声比以前更加频繁的出现。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我们又来到了某个基地。我们假定是在昨天，或者是前天。虽然地形和我们行进的速度都是相似的，但是对时间的估计总是出错，大约就像瓦林塔说的。这儿一天，那儿一天。不顾所有这些，他们只是催促我们加快步伐。每到一个基地就又引起他们更加的匆忙。好像是这些基地给予了某种希望，某种更好的变化。而我们的期望只是可以得到一次休息——还有什么东西吃。甚至连这种期望也不是能让我们的行进速度提高到比我们力所能及的速度更高的魔语咒符，人们应当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来自何处。今天我们还是上午五点钟就出发，一直走到天黑，自然，还是没有食品，像这样早早就出发已经成了规范了。不幸的是我从前一天晚上的行军以来没有吃过一口食物，因为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们为我们提供的食物主要是豆食，而且往往是过了夜的。这样它给人更多的感觉是夜晚吃的任何东西，如果放在早晨就宁可扔掉。我很饿，我的胃里辘辘作响，但是我的肚子里好像胀得要爆炸了似的。这种豆食在我们的消化系统中立即就会产生一种膨胀作用，比“丕烧”还要糟糕。腹泻变得更严重，我们的每一步都如顶风逆行，我们都开始厌恶我们自己了。

从这个树木环绕的基地，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片巨大的草地中央的一个讲台，讲台周围有一团士兵，他们是耀武扬威的欢迎部队，他们领引着我们和他们的司令官。同时被疲倦、饥渴的折磨，我们都倒在了周围树下的阴影里。我只有一个希望：赶快解了我的渴，吃些东西，然后就睡，睡……

在讲台的前面，某种欢情的仪式已经开始了。在前面，那些曾经进攻奥尔卡姆博的士兵们正在跳舞，许多面孔都很熟悉，然后那些在那儿等待我们的队伍也加入到跳舞的行列里来了。这些男人们跳舞刚一结束，一群妇女就跑上来，手里拿着树叶和树枝进行表演，同时还唱着歌。随后，还是跳舞和唱歌。

这期间，我一直陷入沉睡之中。我突然想到，这可是很难遇到的事情，如果我能够拍摄电影的话，我就可以把这已经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自然喷发出来的欢乐气氛的节奏和优美韵律记录下来，当我醒来的时候，这个临时的典礼已经接近结束了，另一个为那些在占领了奥尔卡姆博以后，又查封了工厂，抓了一大批人质——最大的一批已经带到这儿了——的士兵召开的热烈欢迎仪式又开始了。

“你认为他们是在为我们安排的演出吗？”米兰.威尔克问。

“我说那部分是为我们的义演，”老头儿说。

“很久以前，失败者是必须观看胜利者跳舞的。”乔斯卡.莱沃拉插言道，“这只是设想，如果他们把我们的领导和萨满教的道士,僧人或巫师都绑架到营地来给他们看一大堆毒箭，像传统上经常做的那样，”他转向老头儿和波医生，“这个好的老传统就在这儿消失了。”

“不管怎么说，也得多谢了。我感觉我好像是在自己的葬礼上。”老头儿评论道。

“不要这样看待，”医生说，“抽象地把它看作是人民艺术创造力的纯粹表达，就像我们说回国一样。”

“我们已经有个马戏场了，”米兰说，“如果只有一些面包……”

事实上，这一天是有面包的。

庆祝会之后，我们被邀请进入到一个巨大的圆形吉姆博里，它的一部分已经沉没于地面，其入口旁边有个水池，我们必须在水池里洗手，然后用毛巾擦干。

“哎呀，讲卫生了！”乔斯卡说。在入口处，我们受到“天哪！”——斯美塔那（smetana捷克作曲家[-]——译者注)的路易莎波尔卡音乐的欢迎。

“爸爸，我们的盒式磁带电唱机！”帕维尔.波汉朝电唱机的方向挥动着毛巾大声叫道，那里传来令人愉快的本国的声音。

波汉抓住了男孩子的手，同他客气地说着话离开了。

很难得的一天过去了，我们有人在一些士兵或者抬担架者那里发现了我们从澳尔卡姆博随身带来的一些东西或私人财物：汗衫，太阳镜，吉他，伞，围巾，T恤衫，加上便携式盒式磁带电唱机，录音机——就是现在正在用斯美塔那的音乐欢迎我们的那个录音机，波汉先生多么喜爱它呀。

我想那仅仅是在前天，有一处奇异的溪流景色，我们在溪流里洗澡洗衬衣。克塔索瓦，那个妈妈的妈妈，兴奋地装出一副黑人妇女的样子做饭，从身上撕下游泳衣。同时，阿林娜.维克瓦客气地告诉一位年轻的女看门人布拉格最流行的女裙，她穿着这件从她——阿林娜的皮箱里取出的女裙高视阔步，是多么得意！

人们实际上并不知道如何看待他们使用我们的东西的这一事实。那是厚颜无耻，企图激怒和羞辱我们，还是征服者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表达？

因此，面对斯麦塔那音乐，我们坐在一排靠在吉姆博的墙边的长凳上，墙边点缀着一片片的野草。

一位穿着美军战斗服的上校军人，其严厉丝毫不亚于团长奥尔方左，只是年龄比团长略大一些，灰发，自我介绍说他是第八区的司令官，我们刚刚从其边界过来，在其领土内他最为热忱地欢迎过我们。从那时起，我们就处于他的保护之下了。在我们下一步的行进中，我们将受他的一个排的士兵的领导。明天将通知我们行进的路线。他吐露说我们的前面只有公里的路程。作为一种欢迎的方式，也是表达他的善意，他邀请我们小聚一次。

“公里！”苏克瓦夫人叹道。

“你听，那仅仅是个‘少许’呢。”乔斯卡.莱沃拉模仿我们的指导者的陈腔滥调，我们的指导者在回答我们问道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有多远的问题时，一贯要用“少许”这个词，其意思是“几步”，好一个“另一个公里在等着我们”哪！

小聚是以面包开始的。吃过了甜玉米粥、变了味的面粉糕饼和豆食——这些让我们的肠胃受尽苦头长达一个月之久的食物——之后，再来领略面包的味道就像是享用来自天国的吗哪（manna,《圣经》中所说的古以色列人经荒野时所得上帝赐的食物——译者注）。

“含有香蕉的甜玉米面包。”艾戈以他专家的鉴赏力鉴别道，“或许还有蜂蜜呢。”

我自己或许不认识这，而且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它不仅外观上而且连味道，也都一点儿不像我们的面包：淡而无味，有一点儿甜，味道更像是某种酥糕或只是面粉糕饼而已，但在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它依然是会使人产生口水的一顿饭。

虽然我喜欢吃，也会珍惜好的食品，而且，在正常情况下，为了活命，我记不得前天午饭或晚饭吃的是什么。但是，那天的“菜单”，就是在第六区和第八区交界处那个地下吉姆博里的，无论如何，即使从现在起数年之后我都能记得：甜玉米面包夹烤香蕉，紧接着是牛肉片，然后是水果——香蕉和鳄梨——最后，是一种从甜玉米和黄豆提炼出来的发酵饮料，晚饭也是令人难忘的：肉和土豆。

“盛宴之后就会算总账。”乔斯卡再一次预言，当时我们大家在上床睡觉之前都围坐在火堆旁。

“乔斯卡，”瓦林塔说，“我能问你一些事情吗？”

“请讲。”

“究竟什么时候不愉快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绝对给你保密，用你的那种方法也帮帮我们大家。”

“可怜的家伙以后就得变成哑巴了。”有人说。

乔斯卡站了起来。“你知道什么，你就放心的去讲你的笑话吧，我要睡觉去了。”

“希望腹泻不要把你弄醒来。”老头儿大声地说。

“惩罚”并不是太厉害，还有点儿令人惊奇。

新团长通知我们，这公里——我们必须步行——结束时，等在那里的汽车会带我们到达主基地。在主基地我们将要与西方新闻记者和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会面，所以前面会为我们的到达准备了好的条件。挺进队由我们中的十个男子组成，将取道更危险的捷径去主基地，到基地需要十天。组建挺进队，他们指望志愿者，体力上精力充沛的男人，首先是在这儿没有带家属的人。两队人马明天就出发。

“我要求今晚上你们的委员会就要把这十个人的名字告诉联络官。队长弗南多，我会介绍给你们。”团长结束了讲话，点头让一个矮胖的男子来到他的左侧。这个男人朝我们裂开大嘴笑着。“我叫马里奥。”团长说完，行了举手礼，就走了。

“那我们如果不同意怎么办？”听到有人问。

“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宣布。”

“他说的是志愿者。”

“委员会一定会对此说些什么？”

“委员会会说你想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老头儿提高了声调说，“他尊重伙伴的愿望，如果有志愿者，然后就会有挺进队，如果没有志愿者……那么我们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假设一下，”说这话的是波医生，“这样的挺进队有几点——事实是我们不能很好的判断，它对别人是否有用。虽然我是单身，没带家属，我个人不想当志愿者，因为我认为，作为一名医生，我应当与主力部队在一起，它更需要我。”

“你说的对，医生。”

“我愿意，”简达举起了手，“如果真的是十天，那我就参加。”

“我也愿意，”阿莱斯.弗塞克接着很干脆地说。

艾戈斜靠着我，疑惑地，“我们失去的只是我们的锁链吗？”

“艾戈，我不去，害了一场疟疾之后，我不适合那个。”

很显然，他还在犹豫。他本想和我一起走的。

“如果你认为合适，当然可以走。”我说，“你就得给我准备一块地方，像我们的朋友团长说的那样，你得搭建一个基姆博，找一个女管家……”

“只要一个女管家？就只要一个？”

我看着他，讥讽地说：“你认为我们就知道要个女人干什么吗？”

“当下不能没有她，往后，那就走着瞧。”他想了一会儿，“不仅如此，老兄，”他说，“医生不去，你也不去，我不能拆散这个集体啊。”

“好，我们并肩战斗。”我不想公然显示我的喜悦。

虽然起初总的态度是反对将这个集体一分为二的，但是好像每个人又突然倾向于看一看挺进队的组成情况，以形成某种程度的感觉，也许还能达到某种总体上还算不错的结果，虽然我们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我有点儿失望，我不在当场就立即报名的那七个志愿者之中，从而丧失了我自己在最后十天里获得勇敢者名声的希望。

那天下午又有另一个令人惊奇的事情。第八个和最后一个志愿者竟然是老头儿和乔斯卡.莱沃拉。

“你结婚了，还带着一家子。”老头儿提醒乔斯卡。

“玛丽和我都同意。”

“你要知道，乔斯卡，这对你可是很困难的事呢。”

“咳，就算我完蛋了，至少也要以这种更快捷的方式。”

老头儿只是叹息，没再说一句话，就把乔斯卡的名字填到报名表中。然后他招呼瓦林塔和波医生，他们一起到司令官的吉姆博去，把挺进队的名单给了团长，并同他讨论我们大家的健康状况。

“什么事？”我问医生，当时一位带着一位护士的黑人实习医生来到我们的吉姆博，他们命令我脱去上衣。“我没有任何抱怨呀。”

“你是没有，而我有，大多数人由于严重的腹泻、高烧或发冷已经濒于耗竭，他们迫切需要休息、营养和药物。”医生生气地说。

医生和团长讨论过后，一些黑人医生就在吉姆博周围乱转，他们检查每个人，又是听，又是量血压，做记录，开处方。

医生的干预产生了明确的效果，我们在基地滞留了两天多，给我们的伙食也更好更经常，因此我们体力不知怎的就都恢复到可以继续行进了。

星期天下午，挺进队就出发了。

确切的说，我们分别时并没有说再见，显然是不想流露我们的感情，不想流露出恐惧和对于前途的不可预测性。

“祝旅途顺利，我们会再见的！”

好像我们是一伙旅游的露宿者，他们是到前方准备下一个地点的。

只有乔斯卡和玛丽轻轻地拥抱了一下。

但是小巴雷抱住父亲的脖子不放，说她要和他一起走，乔斯卡把她亲了又亲，然后哭着把她递回给玛丽，快步离开追赶其他人而去。

老头儿从他的口袋里取出一把刀子，慢慢地很专心地，好像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件似的，在他的手杖上又刻下了两道槽口，这表示是星期天。

我看着这八个人怎样一个跟一个地渐渐消失在森林的稀疏枝叶里。

我禁不住陷入悲哀的情绪里。

我们彼此还会再见吗？

第二天早晨一大早，我们也出发了。

这是我们进入这个无名旅程的第五周之第一天。

尾声

这个故事是以发生在年的一个真实事件为基础的，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帮助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的专家们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一个反政府的组织掠为囚犯，强迫他们长途跋涉穿过非洲大陆长达一百多天之久。

译自SSIVol.15No.84February

简.苏赤尔（JanSuchl）年生于捷克共和国的启迪卡沃克（zdikove,位于捷克共和国,地理坐标:北纬49°60",东经13°420"——译者注）就学于位於查尔斯的葡萄牙大学新闻学院。他是许多儿童和成人书籍的作者，还是捷克斯洛伐克斯皮索瓦特尔（Spisovatel）出版社的总编辑，他的著作中的最好部分是涉及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和劳动人民怎样改变他们的祖国。《Shock》一文是由AndrewTollet翻译的。

罗金佑，网名红河，年出生于陕西蓝田县，～年在西北工业大学学习，～年在西安骊山汽车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厂）工作至退休，高级机械工程师。业余爱好读书，写作，特别喜爱阅读并翻译英文短篇小说，但由于国内可以发表小说译作的媒体太少，加之笔者以为其笔拙识浅智短，尽管累计写作达万字，但发表在国内外报刊杂志上的散文、小说、幽默故事和短篇小说译作仅约10万余字。尽管如此，其依然笔耕不惰，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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