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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云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数据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董青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摘
要
作为人际关系和政治体验的直接表达，情感是政治决策中难以排除、也难以回避的扰动因素，但是由于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理性范式的盛行和情感分析技术的缺位，情感分析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当前，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新素材、新技术和新思维的出现使得大数据情感分析有可能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研究走向工程应用的一个重要实验领域。整体上，大数据情感分析主要立足于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国际关系专业知识的跨学科融合，重在探索作为非理性因素的情感对于现代政治运行的隐秘影响。放眼未来，大数据情感分析有着广阔的拓展空间，但其发展也面临若干困境。文章以政治情感为切入点，从政治情感分析的理论演化及技术进展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了情感计算的基本原理，探索了大数据时代情感分析技术在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应用场景，并简要评估了大数据情感分析的优势和不足，旨在捕捉复杂社会中的微妙人际互动和情绪传播。
关键词：数字时代；情感分析；大数据；国际关系；非理性范式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大多假定人是理性的，但情感作为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们可以学习控制和压抑自己的情感，但是，没有人能够完全按照纯粹理性的逻辑行事。无疑，情感在激励政治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由于传统分析范式一度高扬理性、贬斥感性，使得情感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直未得到应有之重视。然而，伴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借助大数据平台捕捉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因素不仅在技术上已成为可能，而且深入细微的情感计算将有助于打破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盛行的理性崇拜，甚至能够推进研究者更好地发掘那些一度被忽视、被漠视的情感诱因。政治行为究竟更多是激情决策还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如果人们无法将情感考量有效排除于理性算计之外，那么蕴含于人际互动和话语言说中的情感又将如何被量化和计算？进而，情感计算又将对当下和未来的政治运行产生何种影响？有感于上述困惑和疑问，本文试图以情感分析技术的进展为线索，着力厘清国际关系情感计算的基本原理与可能应用场景，以窥其在未来研究中的可能拓展空间。
一、政治行为的幕后驱动：理性还是激情
简单来说，情感分析，又称“意见挖掘”，是指对包含情感词语的主观文本所进行的情感计算，其基本任务是从文本中提取出评论实体并计算该实体所表达的情感倾向和情感强度，其中情感倾向分析重在挖掘“情感极性”（polarity），而情感强度计算则重在度量“情感调性”（tonality）。从技术史的角度来看，大数据情感分析是伴随着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计算科学系乔舒亚·本吉奥（YoshuaBengio）、雷让·杜恰姆（RéjeanDucharme）和帕斯卡·文森特（PascalVincent）等人率先提出神经语言模型，开启了自然语言处理的大门，也架起了通往情感分析的桥梁；年，康奈尔大学波庞（BoPang）和莉莲·李（LillianLee）等人进一步定义了情感分析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计算原理与应用场景，1情感分析遂成为NLP的热门方向之一。但在国际关系领域，情感分析的应用至今并未像在计算机领域那样得到热情拥趸，一方面是因为相关技术门槛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理性范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所致。总体而言，自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交工具被广泛应用于信息传递和人际沟通，情感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价值也随之显现，而作为国际关系最基本构成单位的人，究竟是理性主导决策还是激情主导决策，也再度成为学界争议的焦点。
（一）难以排除的扰动因素：政治运行的情感基础
人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存在，情感不仅是个体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是驱动国家行为、塑造国际体系结构的潜在力量。从国际关系研究的不同层次来看，情感在个人、国家和体系三个层次对国际关系运行产生影响，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容忽视且难以排除的重要决策动因。
1.个人层次。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决策并非完全出自理性抉择。从社会构成的角度来看，情感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核心价值追求，同时也是人类构建社会关系、形成伦理道德并驱动决策和行为的隐形力量。很早之前，政治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捕捉、操控或诱导人性中的情感倾向，不仅可用于维系社会稳定、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而且还可用于鼓舞政治士气、建构政治认同，一些学者甚至提出情感本身就是政治生活的一种功能。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深入探讨情感建构与政治秩序的作品历来并不鲜见，譬如：托马斯·霍布斯由人性恶推导出人的自私和伪善必然会导致国与国之间无尽的纷争；伊曼努尔·康德对人性中宽恕、博爱和自尊等道德情感的强调推断出国与国之间实现永久和平的条件；同样，自爱心和怜悯心这两种情感因素在卢梭的人性论和自然法学说构建过程中也占据了重要位置。此外，乔纳森·默瑟（JonathanMercer）指出，情感是非理性的，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的是人们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直观感受和心理体验；谢丽尔·豪尔（CherylHall）强调，情感是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感应该被确立为政治理论分析的一个核心范畴，学者们应注重研究不同情感因素对政治运行所产生的后果。总体来说，研究人性中的情感基础对于理解国际政治的深层逻辑，具有别样的启发意义。
2.国家层次。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是一定疆域内各类社会关系的构成，而情感分析是对由人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的探索，是理解社会结构和国家行为的重要视角。目前，国际关系学者主要从以下方面探讨了政治秩序与情感建构之间的联系：一是情感能力说，即认为情感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建构性因素，是社会秩序生成的核心元素；二是特殊情感说，即社会秩序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某种特殊情感，如人类同情心的驱动，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存在主要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感情归属。在现有文献中，一些学者着力探讨了理性和情感的交互作用是否能够创造和维持共同的身份，进而缔造特定群体内的团结与合作；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从跨文化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不同国家所拥有的情感状态，以及不同性质的国家特质和民族情感对国家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如有学者认为，不同的国家身份会塑造不同的情感状态，而不同的情感会带来不同的国家行为，一般来说，为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国家行动中都蕴藏了或积极或消极的情感动机，包括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不同的情感资源都会对国际政治中的冲突与合作造成潜在的影响。
3.体系层次。情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处于不同情感秩序下的体系文化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有着重要影响。建构主义学者认为，不同性质的体系文化会塑造不同成员的共有身份，而身份定位会直接影响到一国利益的界定及其行为走向，进而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结构的构成。譬如亚历山大·温特指出，充斥敌意的霍布斯文化会生成冲突的体系结构，彼此竞争的洛克文化会导致竞争的体系结构，而相互友善的康德文化会形成和平的体系结构；安德鲁·罗斯（AndrewRoss）和妮塔·克劳福德（NetaCrawford）则强调了不同的体系文化、不同的秩序结构都必然蕴含于一定的情感基础，在国际政治中恐惧、耻辱和同情心等情感要素都是体系文化形成的重要驱动力量。此外，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情感上的“排他”和“排异”是造成文明间冲突的深层根源，崇尚一种文明的同时贬低其他文明、归属一个民族的同时仇视其他民族以及弘扬一种文化的同时贬抑其他文化，正是当今世界文明断裂、冲突不断的重要诱因。
综上所述，作为国际政治最微观的构成单元，个人身处社会关系之网并深受人际关系中的情感波动之影响。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主要以理性主义范式为基底，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行为体所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也漠视了政治决策过程的非理性扰动。在现代日趋繁密的社交网络时代，国际关系研究应重新审视“人”的复杂性和情感丰富性。
（二）情感分析的技术契机：捕捉互动中的情感交流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