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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和朋友逛了巴黎卢浮宫，专程围观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以下简称达芬奇）的代表作《蒙娜丽莎》（MonaLisa）——它被公认为世界艺术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在回来的路上，两人意犹未尽，边走边聊，以下是对话实录：

我：当我们谈论《蒙娜丽莎》时，严格来说，我们在谈论什么？

朋友：那还用说，我们在谈论那幅画。

我：哪幅画呢？换言之，你这里的“那”是一个指示词，它指称什么呢？

朋友：挂在卢浮宫展厅里的那幅名叫“《蒙娜丽莎》”的画作。

（《蒙娜丽莎》达芬奇）

我：既然这样，那如果它不叫“《蒙娜丽莎》”，而是有另一个名字，比如“《莎蒙丽娜》”，或者，它虽然名叫“《蒙娜丽莎》”，但看上去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比如，它的色彩、构图、明暗对比，与我们看到的《蒙娜丽莎》差别很大，那么，当我们谈论《蒙娜丽莎》时，实际上谈论的不是它的名称。

朋友：关于第一种可能性，我承认，如果我们现在称之为“《蒙娜丽莎》”的作品，实际上名叫“《莎蒙丽娜》”，比如说，根据学术界对达芬奇大量手稿、日记、档案的发掘，考证出它的真名应该是“莎蒙丽娜”，那么当我们在谈论《蒙娜丽莎》时，实际上谈论的是《莎蒙丽娜》——这是可能的。再说，如果达芬奇当初给它起另一个名字，这也是可以的。

我：那有没有可能这样：当我们在谈论《蒙娜丽莎》时，我们谈论的是它的指称属性（referentialproperties），即达芬奇画的那个名叫“蒙娜丽莎”的人，这样达芬奇就不能随便给他的画改名字，因为他不能随便给他的模特（据说是一位丝绸商人的妻子，又据说是画家本人的母亲，还有更神奇的解释，说是画家的自画像。）蒙娜丽莎改名字？

朋友：达芬奇的确没有资格给他的模特随便改名字。但也没有哪儿规定了，画家必须根据模特的名字来对自己的画作命名，相反，画家可以有自己的主动权。比如，法国画家马塞尔·杜尚用铅笔在《蒙娜丽莎》中蒙娜丽莎那美丽的脸上画上了小胡子和山羊须，因此成为一幅新作品，但他并没有因此称之为“《长山羊胡子的蒙娜丽莎》”，而是另辟蹊径，命名为“《L.H.O.O.Q》”（用法语快速念出来就是“她欲火中烧”）。再者，退一步说，即使达芬奇必须依据模特名字为自己的画作命名，也没有哪儿规定了，这个模特当初必须被命名为“蒙娜丽莎”。我们假设她刚出生时，父母给她起了别的名字，比如“莎蒙丽娜”，这也是可能的。

《L.H.O.O.Q.》

（《长山羊胡子的蒙娜丽莎》杜尚）

然而，你刚才说的第二种可能性，恕我不敢苟同。你先听听我的理由。根据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命名理论，尽管达芬奇当初可以为他的画作起名为“《蒙娜丽莎》”，或者其他任何他想要的名字，但是，一旦它被命名为“《蒙娜丽莎》”，那么，当我们谈论《蒙娜丽莎》时，我们只能用“《蒙娜丽莎》”指称《蒙娜丽莎》；换句话说，“《蒙娜丽莎》”是一个严格指示词（rigiddesignator），根据“严格指示词”的定义，它在任何可能世界（可能情况）下都必定指称《蒙娜丽莎》，也就是那幅名叫“《蒙娜丽莎》”的画。

我：那如果那幅名叫“《蒙娜丽莎》”的画，画上的人不是蒙娜丽莎，而是别的人，或者，画的是一个男人，或者再极端一点，画的是一头公牛，那我们还能合理地称之为“《蒙娜丽莎》”吗？

朋友：根据克里普克的观点，的确如此。他会说，“《蒙娜丽莎》”指称《蒙娜丽莎》，这是一个后天必然命题。他的例子是，在任何可能世界，“尼克松”都必定指称尼克松，尽管尼克松当初可能不被他父母起名为“尼克松”，或者，在某个可能世界里，尼克松从未担任过美国总统，甚至从未在美国生活过。

（《安吉里之战》达芬奇）

我：那假如在某个可能世界里，“尼克松”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只宠物狗的名字，那“尼克松”仍然指称那只宠物狗吗？

朋友：你这个例子太极端了。我这么说吧，那只被起名为“尼克松”的狗，其历史-因果链条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尼克松”不同。因此这两个“尼克松”并没有任何指称上的联系——它们无非是发音上的巧合而已。就好比英语中的“tiger”（老虎）发音恰好与汉语中的“太狗”相似，但我们不会因此就认为“tiger”与“太狗”有共同的指称一样。

我：也就是说，我们谈论《蒙娜丽莎》时，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所有世界中的“《蒙娜丽莎》”必须有一样的历史-因果链条。这样就避免了某些极端情况的出现，比如，尽管“《蒙娜丽莎》”在现实世界中指称一幅画作，而在其他某个可能世界中，它指称的是梵高的一幅画；或者更极端一点，它是一部抗日神剧的名字（这部剧作讲的是山西五台山寺庙里的一个名叫蒙娜丽莎的尼姑的惊天动地的抗日故事）……

（《自画像》达芬奇）

朋友：的确如此。

我：不过，我还是觉得，这儿仍然假定了一种情况，就是画上那个人，她名叫蒙娜丽莎，并且画的就是她。但是，还有另外两种可能性：画的虽然是她，但她不叫蒙娜丽莎；或者，她叫蒙娜丽莎，但画的不是她。

朋友：我刚才说了，画上的那个人叫不叫“蒙娜丽莎”，或者画上的人是不是蒙娜丽莎，甚至说，画上的那个人不叫“蒙娜丽莎”，并且她也不是蒙娜丽莎，这些都没关系，只要达芬奇给这画幅起名为“《蒙娜丽莎》”，那它在任何可能世界里都必定指称同一个作品。

我：你刚才依据的是克里普克的指称理论，他认为像“《蒙娜丽莎》”这样的专名乃是严格指示词，它在任何可能世界里都指称相同的事物。但是你和克里普克都没有说服我，因为我更加支持罗素的指称理论，他认为像“《蒙娜丽莎》”这样的专名，只不过是一些“伪装的特称摹状词”——或者正如其他哲学家所说，乃是“簇摹状词”。总之，我觉得像“《蒙娜丽莎》”这样的专名，它的语言哲学地位与其他的特称摹状词没什么区别。比如，“尼克松”与“第37任美国总统”没什么区别，既然在别的可能世界里，“第37任美国总统”可能指称另一个人，那么，“尼克松”也可能指称另一个人。同理，“《蒙娜丽莎》”在别的某个可能世界里的指称物（假如有的话）不同于我们这个世界里谈论《蒙娜丽莎》时的所指对象。当代分析美学家柯里，在他的《艺术本体论》中也有类似看法：艺术作品的名称，就像那些通常起作用的名称一样，是非严格的。像“《蒙娜丽莎》”这样的表达式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里表示的都是不同的东西。他还认为，不光是绘画作品，音乐和文学作品的名称也是如此。

（《最后的晚餐》达芬奇）

朋友：我很好奇当代美学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可以给我讲讲柯里的观点吗？

我：柯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