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确定性的寻求中，现代科学消除了这种分离，把经验作为场所—“方法”；也就是知识的通途。但要达此目的，必须开始重铸经验，重新思考智力，首先占有不同的主体，用一个新的主体取代它们。因为现代科学的伟大革命与其说把经验与权威性相对抗（二者实际上是不相容的），毋宁说把知识和经验视为同一主体，这不过是在抽象的阿基米德点上的连接、笛卡尔的我思，即意识。本文选自《幼年与历史》，尹星译，陈永国校。

在某种意义上，经验的剥夺隐含在现代科学的创建过程中。

剩下的只有经验，当它主动出现时，称作“机会”；当它作为寻求对象时，称作实验。但这种经验只不过是松散的柴捆，深夜里人们在黑暗中摸索，竭尽全力寻找正确的道路，而更好、更谨慎的做法是等着天亮或获取灯光再继续行进。相反，经验的真正次序开始于点燃灯光，用它来照亮道路，始于有规则的、规整的而不是错置的、模糊的实验过程，然后据此推出定理，并根据这些定理再进行新的实验……

在弗朗西斯·培根的这段话中，传统意义上的经验—指可以被转化为格言和谚语的实验—已经受到彻底的批判。逻辑真理和充足理由真理（莱布尼茨阐述为：“当我们预计太阳明天从东方升起时，我们是在做经验主义的判断，因为至今太阳一直从东方升起。只有天文学家能进行充足理由的判断。”）的区别也证实了这种批判，因为针对反复提出的相反主张，现代科学起源于对传统经验的史无前例的疑惑（培根把它定义为需要加以规整的“森林”和“迷宫”）。伽利略望远镜中的景观带来的不是经验的确定性和信念，而是笛卡尔的疑虑，以及他著名的只为欺骗我们的感觉的魔鬼假设。

科学证明产生于实验的经验—允许通过一定量的准确的决定因素推断感官映像，从而预见未来的映像—通过尽可能把经验错置在个体之外来回应确定性的这种消失：也就是将其错置为工具与数字。但传统经验因而丧失了全部的真正价值。因为—正如仍然以经验为基础的集欧洲文化之大成的最后一部著作《蒙田随笔集》所示—经验与确定性互不相容，某种经验一旦变得可以衡量和确定，便即刻丧失其权威性。在科学规律起决定作用的地方是不能构成原理和讲故事的。蒙田自己所关心的经验几乎与科学无关，他甚至把经验的本质定义为“未成形的、没有付诸生产的形式”。任何扎实的判断都不可能以此为基础（“存在、生活、物体中没有恒定，因此对本体和他者不能产生任何断言”）。

我们太不熟悉经验与知识分离的观点，以至于忘记了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经验与科学各占其位。再者，它们甚至有不同的主体。经验的主体是常识，存在于每个个体当中（亚里士多德的“判断原则”和中世纪心理学的判断力［Visaestimativa］，这些都不完全是我们所指的善意），科学的主体是心智或能动的智慧，它脱离经验，是“冷静的”、“神圣的”（尽管准确地说，在自我的现代含义中，知识甚至没有主体，单个的个体是基底（sub-jectum），能动的、单一的、分离开来的心智激活了知识）。

我们必须在经验与科学的分离中看到极端具体而绝非深奥的意义—近古和中古时期亚里士多德的阐释者们就心智的单一性和分离及其经验主体的交流而进行的争论。精神［noūs］和灵魂［psychē］对古代思想家（以及对中世纪思想家，至少阿奎那）来说并不是同一回事，而心智并不像我们习惯上认为的那样是灵魂的一种“能力”。心智在任何方面都不属于灵魂，而根据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原理，它是“分离的、个体的、冷静的”，与之交流而产生知识。因此，对古人而言，知识的主要问题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与多的关系。因此，古典思想对这样的经验问题置之不顾；我们所说的自然产生的经验问题，也就是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