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应降临我们聚在一起庆祝一个生日，这不是美利坚两百周年的生日，而是这个合众国两百周年的生日，而恐怕这是一个最不合时宜的时机。这个共和国、这种政府形式及其自由制度的危机，自从约瑟夫·麦卡锡（JosephMcCathy）引发了那起在我们今天看来只是场风波的事件以来，已经延续了几十年。许多表明我们政治生活基础中的混乱的事件接踵而至：事情本身肯定很快就被遗忘了，但它们却导致了那个可靠而忠诚的公务员群体的败坏，他们是这个国家中相对年轻的群体，也可能是漫长的罗斯福政权时代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正是在这个时代过后，“丑陋的美国”开始在对外关系的舞台上出现；但除了越来越无力地纠正错误和修补创伤，它在我们的民主生活中几乎不值得注意。自此以后，立刻有少数深思熟虑的观察家开始怀疑，我们的政府形式能否经受这个国家敌对力量的冲击并延续到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首先公开表达这种疑虑的，就是约翰·肯尼迪。但这个国家的整体气氛仍然是欢乐的，甚至在水门事件之后，也没有一个人为最近这些事件的大变动做好准备，这些事件此起彼伏，像历史中的尼亚加拉瀑布那样飞流直下，其扫荡般的力量使每一个人，无论是试图思考它们的旁观者还是试图使它们慢下来的行动者，都同样地麻木不仁、目瞪口呆。这个过程如此之快，以至于即使要以流水账的方式记住它们，也需要认真的努力；确实，“四分钟前发生的事情就会像埃及一样古老了”（拉塞尔·贝克[RussellBaker]）。无疑，使我们麻木的那诸事件的大变动，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许多事件的同时并生，这些事件如此奇特但在历史上绝非闻所未闻，[这些事中]每一个事件都有不同的意义和原因。我们在越南的失败——绝非一场“有荣誉的和平”，相反，是一次彻底的、可耻的失败，通过直升机实施的狼狈撤退和一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令人无法忘却的场面，这当然是政府的四个选择中最糟糕的一个了，而对此，我们又无缘无故地加上了我们最后在公共关系上的惊人表演，即那次空运婴儿，它对南越人民中仅有的十分安全的一部分人实施的“营救”——就这个失败本身来说，它几乎不能造成这么大的一个震惊；多年以来，它已经是一个定数，自从发动春季攻势以来就已被许多人预见到了。“使战争越南化”没有起作用，这并不令人吃惊；这是为美国部队的撤退开脱的公关口号，这支部队受到毒品、腐化、开小差和公然抗命折磨因而不能继续留在那里。令人惊奇的是阮文绍（NguyenVanThieu）自己，甚至都没有咨询其华盛顿保护者，就让其政府迅速瓦解了，以至于胜利者根本不用战斗和征服；当胜利者最后抓住比他们的追击逃得更快的敌人时，他们发现，那不是一支撤退的军队，而是大规模由士兵和公务人员组成的庸众令人难以置信的溃败。然而关键在于，这次东南亚的灾难几乎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破产同时发生——这些破产包括发生在塞浦路斯的灾难，可能失去两个前盟国即土耳其和希腊，葡萄牙政变及其不确定后果，中东的崩溃，阿拉伯国家的崛起。此外，它又与我们的各种内部困境同时发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城市困境以及失业率和犯罪率的攀升。此外还有迫在眉睫的水门事件的后果，以及北约问题，意大利和英国即将来临的破产，与印度的冲突，特别是从核武器扩散角度看的[国际关系中紧张局面]缓和的不确定性。把这种状况与我们在二战结束时的地位稍微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同意，在这个世纪诸多史无前例的事件中，美国政治权力[7]的迅速衰落尤应受到应有的重视。它本身也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可能恰好处于那些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之一，这些历史转折点将整整一个时代与其他时代分开。对于那些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奔波的当代人来说，当他们越过时代之间的分界线时，这分隔几乎不被察觉；只有在被它绊倒之后，这些分界线才变成彻底隔断往昔的鸿沟。在那些即将降临的灾难变得极其恐怖的历史时刻，许多人就会逃往日常生活（它带有持续的紧迫需要）的安心适意。而这种倾向今天变得更加强烈了，因为人们习惯于选择的另一条逃避路线，即关于历史的各种长远观点，已不能带来什么希望：建立于两百年前的美国自由制度已经延续了比历史上任何可比的荣耀都更长的时间。人类历史记录中的这些关键时期已正当地成为我们政治思想传统的典型；但我们不应忘记，从年代学上说，它们总是例外。这样，它们就在思想中壮丽地延续下来，以照亮更黑暗的时代，使人们能够思考和行动。没人能知晓未来，而在这样一个相当阴沉的时刻，我们所能肯定的只是，这起起伏伏的两百年自由已经赢得了希罗多德的““应得的光辉奖赏，无论它将会如何结束”。然而，适宜于这种长远观点和内在于记忆中的赞颂的那个时机还没有到来，目前这个时机很自然地诱惑我们去重新获取国父们的“思想、言谈和行动中的卓绝品质”（正如已经有人建议的）。但我倾向于认为，正由于这些人确实“卓绝”的品质，上述建议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实现。恰恰因为人们清楚那个把我们与我们的开端分割开的可怕距离，所以才有许多人开始对根源、对发生的事件的“深层原因”进行研究。人们认为，根源和“深层原因”被它们引起的那些表象所掩盖，这是其本性。它们不对调查和分析开放，而只能通过解释和思考这种不确定的途径被达到。这种思考的内容经常是牵强的，并且几乎总是基于那些先于对事实的公正研究的假设——关于引发“一战”或“二战”的“深层”原因存在着理论过剩的现象，这些过剩的理论不是基于事后观察历史的深思，而是基于种种玄想，它们是从关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关于工业时代或后工业时代、关于科技的作用等等的本质和命运的信念中生发出来的。这些理论甚至更严重地受到另一种限制，即受制于读者的暗含的需要。它们必须是可信的，就是说，它们必须包含为大多数有理智的人在特定时刻所能接受的论述；它们不能要求人们接受不可信的说法。我认为，大多数看到越南战争那惊惶失措的结局的人都会觉得，他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东西“难以置信”，事实就是如此。现实中总有些东西，它既不能被希望所把握，也不能被恐惧所预见，正是现实中的这种东西，当幸运时我们庆祝它，当不幸时我们诅咒它。所有关于深层原因的思考都从对现实的震惊返回到那些理论中，这些理论看起来是合理的，并且能通过有理智的人认为可能的东西被解释。那些敢于挑战这种似是而非的人，那些坏消息的承受者，那些坚持“照事情实际之所是讲述它”的人，从来都不受欢迎，并且通常根本不能被容忍。如果说掩盖“深层”原因属于现象的本质，那么掩盖并使我们忘记事实，即如其所是的事情的坚硬而赤裸的残酷无情，就属于对深层原因的思考的本质。当我们的整个政治生活都被习惯和命令，被委婉地称为公共关系的东西所统治，即被麦迪逊大道（MadisonAvenue）[8]的“智慧”所统治的时候，这种自然的人性倾向在过去十年中已发展到一种极端的程度。这是消费社会中那些向公众推销其商品的小职员们的智慧，这些小职员中的大部分人消费其商品所花的时问要比生产它们所花的时间多。麦迪逊大道的职责是帮助推销商品，这种职责的兴趣越来越少地集中在消费者的需要上，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更大量地推销商品的需要上。如果产品的丰富和过剩是马克思那种无阶级社会梦想的最初目标，在这种无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天然过剩——就是指这个事实：由人类需要激发的劳力总是生产超过延续个体劳动力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产品——而且，果这个梦想会超乎其作者最狂热的幻想，而通过技术的进步（它暂时最后阶段是自动化）得到实现，那么我们就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者和产主义者梦想的现实之中了。只是这个高贵的梦想已变成某种噩梦的东西。对于从早期的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它只能通过一个巨大的浪型经济才能维持下去）的事实性变化，那些想思考其潜在的“深层”原的人，如果他们注意到列维斯·蒙弗德（LewisMumford）最近在《纽客》（NewYorker）上发表的思考，那会是有益的。因为这确实太对，即“这整个时期（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潜前提”一直是“进步的教条”。蒙弗德说：“进步是一个火车头，它铺设自己的路基，而不留下它自己轨迹的任何永恒印记，它也不朝向一个可像的和人类意欲的目标运动。‘走下去，这就是它的目标’。”但不是为在这种“不停地走下去”之中有一种内在的美或者意义。要制造即的毁灭，根本不需要停止发展、停止浪费或者停止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消费，在任何时刻宣称“一切已足够”就可以了。这种进步，伴随着广公司持续的噪音，以毁灭我们生活的世界为代价，以导致那些事物内的荒废为代价，而继续走下去，对于这些事物，我们不再是使用它们，是滥用、误用它们，然后把它们丢弃。最近对环境威胁的突然觉醒是种发展中的第一道希望之光，尽管就我所能看到的，到目前为止还没人发现一种途径，能停止这种失控的经济而不造成一次真正的大溃。然而，比这些社会和经济后果更关键得多的是这个事实，即打着公关系名号的麦迪逊大道策略已被允许侵入我们的政治生活。国防部告不仅详细地展示了“这样一幅景象，当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试逼迫一个落后的弱小国家在一个其价值极富争议的问题上屈服的时，它一周内杀伤了名平民”，这一幕用罗伯特·麦克南拉（RobertMcNamara）仔细斟酌的话来说是“不怎么漂亮的”。而且，这份报告无疑再次乏味地证明了，这项并不十分名誉也不十分理智的事业，完全是被一个超级大国为自己创造形象的需要引导的，这种形象能够让世界相信，它确实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这场具有严重破坏性的战争，其最终目标（约翰逊曾在年表达过）既非权力也非利益，甚至也不是像在亚洲的影响这样真实的东西，这样的影响毕竟是服务于实际利益的，为了这种实际利益，威望、即一个好形象是必需的，并应该被自觉地运用。这也并非急欲进行扩张和吞并的帝国主义政治。从这些文件讲述的故事中获取的可怕真相是，惟一不变的目标已经变成那种形象本身，它在无数的备忘录和“选项”中，也就是说，在“剧情”和它们的“观众”（从剧院中借来的词汇）中，已被争论过。对于最终目的来说，所有“选项”都只是短期的可替换手段，直到最后，当所有征兆都指向失败时，整个官方机构就迫使其优秀的智力资源去寻找办法避免承认失败，并且保持其“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的形象完好无损。当然，正是在这个时刻，政府一定会与新闻界正面冲突，并且它发现，相比于针对美国的外国阴谋或实际敌人，自由而未腐化的新闻界是形象制造的更大威胁。这种冲突肯定是由《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同时发表国防部报告引起的（它也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独家新闻），但只要新闻记者愿意坚持他们出版“所有值得印刷的新闻”的权利，那么这种冲突实际上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有历史记载的人类谎言的巨大仓库中，将形象制造作为全球政策确实是某种新东西，但撒谎本身在政治中既不新鲜也不一定愚蠢。在紧急情况中，在那些有关特殊秘密、特别是必须防备敌人的军事问题上，谎言一直被认为是正当的。这不是原则上的欺骗，它是少数人因为特别情形而拥有的特权。而形象制造，这种麦迪逊大道的表面上无害的欺骗，却被允许在全部政府机构（无论是军事的还是民政的）中彻底扩散——包括“搜寻与破坏”行动组的那些伪造报告，空军伪造的灾后调查，就马丁大使来说，即是直到登上直升机逃跑的那一刻，他一直在给华盛顿提交的进展报告。这些谎言不向朋友或敌人掩藏任何秘密；它们也不打算掩藏什么秘密。它们的意图是操纵国会并诱骗美国人民。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欺骗在政治中也不新鲜，至少在我们这个世纪就是如此。它在那些处于全面控制下的国家就是相当成功的，在那里，欺骗不是被形象所引导，而是被意识形态所引导。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它的成功是势不可挡的，但它却是基于恐怖而不是基于隐蔽的诱骗，而其后果却远非令人鼓舞：别的不说，这种原则性欺骗在很大程度上就说明了，苏联为何仍是一个不发达和人口稀少的国家。就我们的问题来说，这种原则性欺骗的关键方面在于，它只能通过恐怖起作用，就是说，通过纯粹的犯罪行为对政治过程的入侵起作用。这就是年代和年代在德国和苏联大规模发生的情况；那时，两个大国的政府被大屠杀凶手所控制。当终结随着希特勒的失败和自杀以及斯大林的突然死亡到来时，尽管通过非常不同的方式，但同样的政治性的形象制造被同时引入到这两个国家中，以掩盖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纪录。德国的阿登纳政权觉得它必须掩盖这个事实，即希特勒不仅得到了一些“战犯”的协助，而且获得了多数德国人的支持；而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在他著名的报告中假装所有一切都是对斯大林“人格崇拜”的不幸后果。在这两个例子中，这种欺骗就是我们今天会称为掩饰手段的东西，而且，为了使人民在这个国家已留下无数罪恶的可怕过去中转过身去，为了恢复某种正常状态，人们感到欺骗是必要的。就德国来说，这种策略相当成功，而且这个国家实际上也迅速恢复了；但苏联的变化却不是返回什么我们称为正常状态的情况，而是返回到了专制。在这里，我们不应该忘记，从造成了数百万受害者的全面控制到只迫害其反对派的专制政权的变化，也许只能在苏联历史框架中作为正常的东西得到理解。年代和年代欧洲的可怕灾难如今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这种血淋淋的犯罪行为，其形式一直以来成为一种标准，我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用它来衡量在政治中什么是允许的和什么是禁止的。公共舆论危险地倾向于宽恕所有没有直接谋杀行为的政治犯罪，而不宽恕街头犯罪。水门事件意味着犯罪已侵入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但与这个可怕的世纪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相比，其表征是如此微小，以至于要十分严肃地对待它们总是困难的——如为操纵国会而公然说谎，就像东京（越南北部地区）决议掩盖许多低级的军中偷窃、为了掩盖这些失窃而再欺骗，国税局给公民们带来的烦恼，企图建立一个由行政部门全权控制的情报局等。这对国外的观察者和评论者来说尤其真确，因为他们都没有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在其中，制度实际上就是最基本的国家法律，而这里两百年来就一直如此。因此，某些在这里实际上是罪行的侵犯，在其他国家就不会被认为是罪行。但甚至我们这些公民，这些至少自年以来就一直反对政府的公民，自从尼克松录音带被有选择地公开以来，在这方面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读取这些录音时，我们觉得自己高估了尼克松及其政府——尽管肯定没有高估我们亚洲冒险的灾难性后果。尼克松的行动误导了我们，因为我们怀疑自己面临着一个针对基本的国家法律的蓄意攻击，面临着一个彻底破坏宪法和自由制度的企图。回头来看，好像并不存在这样的宏伟计划，而“只”存在废除所有那些妨碍他们改变方针的法律（无论是宪法还是其他法律）的坚定决心。而他们的方针改变，往往出于贪婪和报复，而非出于对权利的追求或任何一贯的政治计划。换句话说，一伙骗子，相当愚笨的黑手党成员，成功地窃取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政府。就是基于这些考虑，那种信誉落差（据政府宣称，它威胁着我们与那些国家的关系，它们已不再信任我们的承诺）实际上在威胁着我们国内的事务而非国际事务。不管美国的权力因何受到侵蚀，尼克松政府的小丑行径和它的那种信念都几乎与此无关，这种信念就是，要在任何事业中取得成功，你只需要卑鄙行事。自然，所有这些并不非常令人欣慰，但尼克松的罪行与我们倾向于与之比附的那种罪行相去甚远，这仍是实情。然而，我认为确实存在几件可能需要我们注意的相似之事。首先是这个令人非常不安的事实，即在尼克松周围有很多并非其亲信，而且也不是他亲手提拔的人，但这些人仍然忠诚于他，其中有些还结局悲惨，即使他们对白宫中提防他们纯粹的操纵的“可怕故事”所知甚详。确实，尼克松从来不信任他们，但他们如何能信任这个人呢？长期而不光彩的政治生涯已证明他不能被信任。当然，关于那些跟从并协助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人，人们也可以问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而且会有更大的合理性。迫于冲动的、真正有犯罪天赋的人并不常见，而在从政者和政治家中他们更是少之又少，这只是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即他们特殊的职业，这种公共领域中的职业，要求公开性，而罪犯通常没有公开的强烈愿望。我认为，相对于权力腐蚀来说，问题更在于权力的光芒，权力的诱惑力比权力本身更吸引人；因为在这个世纪中，我们已知道有些人把权力滥用到了一种明目张胆地犯罪的程度，这些人远在他们取得权力之前就腐化了。在犯罪活动中，协助者要成为同谋者，所需要的就是纵容，保证他们可以凌驾于法律。关于这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任何可靠的东西；但所有关于权力和个性之间内在紧张的思考都受害于这种倾向，即不加区别地把天生的罪犯与那些轻率之徒等同起来。后者是那些人，他们一旦确信公共舆论或“执行特权”会保护他们不被惩罚，就会跑去协助。就那些罪犯本身来说，他们性格中主要的共同弱点看来就在于这些相当幼稚的想法，即所有人实际上都跟他们一样，他们有缺陷的性格是除去虚伪和老套之后，人类境况的一部分。尼克松的最大失误——除了没有及时烧毁那些录音带之外——就是他错误判断了法庭和新闻界的不可腐蚀性。一段时间内，过去几周发生的系列事件几乎成功地把尼克松政府编造的谎言之幕和之前的形象之网给撕破了。这些事件使残酷的、未被掩盖的事实显现出来，把它们摔得粉碎；一时间，仿佛所有的报应都一起降临了。但对于那些在“一顺百顺”的欢欣心情中生活了如此之久的人们来说，其合乎逻辑的后果“事事遇挫”是不易接受的。因此，福特政府的第一反应是试图建立一种至少能减轻失败、减弱对失败的承认的新形象，这也许就很自然了。在“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缺乏容忍失败的内在力量这种假设下，并且，在这个国家遭到一种新的孤立主义威胁（根本就是捕风捉影）的前提下，这个政府采取了一种针对国会的反责政策，而就像之前的那么多国家一样，人们给我们演出了一个回马枪的神话，这种神话通常由那些打了败仗的将军们创造，而在我们这里由威廉姆·维斯特默兰（WilliamWestmoreland）和马克斯维尔·泰勒（MaxwellTaylor）两位将军提出。福特总统自己提出了一个比这些将军们的观点更宏大的观点。考虑到无论如何时间都有向前行进的特性，他反复劝告我们，要像时间那样行动，他警告我们，朝后看只能造成相互指责——他一时忘记了，他曾经拒绝发布无条件的特赦，而特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办法，可以疗治一个分裂国家的创伤。他要我们去做他自己没有做到的事，即，忘记过去并欢悦地翻开历史的新篇章。与那些复杂方式相比（在许多年里，令人不快的事实就通过它们被遮盖到各种形象的帷幕之下），这是令人震惊地回归到那种人类摆脱令人不快的现实的最古老方式。无疑，如果它成功了，它会比所有那些试图替代现实的形象更有效。忘记越南吧，忘记水门事件吧，也忘记掩盖和对掩盖的那种掩盖吧，后者是由总统对这一事件的主要角色的过早宽恕而强加的，那些主要人物直到今天仍拒绝承认任何不正当行为；不是特赦，而是健忘，将会疗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极权政府曾发明这样一种方法，它可以挖掘出巨大的遗忘之洞穴，以埋葬那些不受欢迎的事实和事件，这是一项庞大的事业，只能通过数百万地屠杀那些亲历或见证过去事件的人才能成功。因为它要使过去像从没有存在过一样被忘掉。自然，绝没有人想遵循这些过去的统治者的无情逻辑，尤其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成功（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我们的情况来说，不是恐怖，而是伴随着压力的劝诱和对公共舆论的操纵，被期望在恐怖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对于政府的这种企图，公共舆论起初并没有表现得非常顺从；对事件的第一反应是关于“越南”和“水门事件”的文章和书籍的骤增，它们多数并不急于把事实告诉我们，而是急于寻找并且教导那些我们应该从最近的过去中学到的教训，并且再三引用这句古老的谚语：“那些不吸取历史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啊，如果历史——而不是那种历史学家，他们往往从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中抽出各种各样的教训——有任何教训要教给我们，那么在我看来，这个皮提亚神谕就比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预言更神秘晦涩了，而众所周知，后者是不可靠的。我宁肯像福克纳那样相信，“过去从没有死去，它甚至都没有过去”，而这只是基于这个简单的原因，即我们生活的世界在任何时候都是过去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人们已经完成的各种事情的丰碑及其废墟构成；它的事实总是那些已经变成的东西（就像这个词语的拉丁词源说明的：fieri-factun）。换句话说，过去总是萦绕着我们，这是相当真确的；历史的作用就在于，萦绕着处在当下并且想要生活在如其所是的世界（即，像它现在已经变成的那样）中的我们。我在前面谈到，在最近这些事件的大变动中，仿佛“所有的报应都一起降临了”，而我之所以使用这个通俗的说法，是因为它显示了那种飞返效应（theboomerangeffect），即恶行在作恶者身上难以预料的毁坏性发生，对于它，上几代的帝国主义政治家们深为担忧。确实，对这种后果的预期实际上决定性地抑止了他们在遥远的土地上对他国人民正在做的任何事情。我们先不要庆幸，而应简要地举出一些最明显的毁灭性后果，对它们，聪明的做法是不责怪任何替罪羊（无论国外的还是国内的），而是只责怪我们自己。让我们从经济状况开始，没有任何人预见到它从繁荣到衰败的突然转折，而纽约最近发生的事件却让这一转折明显起来，使它显得令人沮丧而恐怖。先说最明显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在战争失败之后是不可避免的，而只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一个灾难性失败，才导致并误导我们去白费工夫地寻找“深层原因”。只有那种和平协议下获取新领土和赔偿的胜利，才能够补偿战争的整个非生产性花费。就我们已经打败了的这场战争来说，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无意于开疆拓土，相反，我们甚至承诺给北越提供万美元（尽管显然从没打算支付）以重建那个国家。那些急于从历史中“学习”的人就只能得到这个陈腐的教训，即甚至巨富无比的人也会破产。但是，对于那个已控制了我们的意外的危机，却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思考。年代从美国开始并波及整个欧洲的大萧条，在任何国家都没有被控制住或恢复正常——罗斯福新政在这方面与那声名狼藉的、无效的紧急法令（Notverordnungen，即垂死的魏玛共和国的紧急措施）是一样的。大萧条只是通过那突然的、政治上必需的向战时经济的转变才告结束的。先是德国，在那里，到年时，希特勒就结束了大萧条及其失业问题。而后是二战爆发后的美国。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值得每个人注意，但它立刻被许多复杂的经济理论掩盖了，以致公共舆论对此一直漠不关心。就我所知，西摩·梅尔曼（SeymourMelman）是一再重申这一点的惟一一位稍有名气的作家（参考《衰落中的美国资本主义》[AmericanCapitalisminDecline]，据《纽约时报书评》[NewYorkTimesBookReview]的一篇文章说，它”提供了三本于其厚度的书的信息”），而他的著作仍旧完全处于主流经济理论之外。尽管这个本身非常令人震惊的基本事实在几乎所有公共论争中被忽视了，但它几乎立刻导致了那种多少有点普通的共同信念，即“在商业中，创建公司不是为了生产商品而是为了提供工作岗位”。也许这条格言曾源于国防部，但它肯定已传遍全国。当然，紧跟在拯救了失业和萧条问题的战时经济之后的，是大规模应用各种发明，我们把它通称为自动化，而正如15或20年前有人已忠实地指出的，它意味着一次严重的失业。但关于自动化和失业的论争却迅速消失了，原因很简单，部分地（但仅仅是部分地）由工会的巨大权力强迫执行的额外雇工和其他相似的措施看来已经照顾到了这个问题。今天人们几乎普遍接受，我们必须为了保证工作而生产汽车，而不是为了使人们出行便捷。国防部向军火工业订购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其必要性不在于“国家安全”，而是为了不使经济崩溃，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作为政治的合理手段的战争是一种奢侈，当这只是对小国来说才合理的时候，军火贸易和武器生产就成了发展最快的行业，而美国“就轻易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人”。正如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迪奥（PierreTrudeau）最近在批评向美国出售那些最终被用在越南的武器时悲哀地说的，那已经完全是要“在肮脏的双手和饥饿的肚子之间”抉择。在这样的境况下，正如梅尔曼所说，这是完全正确的：“无效率（已被提升为）一个国家目标”，而就这个特别事例来说，遭到报应的就是那种狂热的、但又不幸地非常成功的政策，它通过那些狡猾的诡计去“解决”那些非常真实的问题，而这些狡猾的诡计只不过是成功地使那些问题暂时被遮蔽了。相比于两届政府作出的所有各种各样的努力，被这个国家最大城市可能的破产昭示出来的这次经济危机，更有力地促使人们的视野离开水门事件，这也许是对现实再度觉醒的感觉的一个征兆。仍旧持续着并萦绕着我们的是尼克松先生被迫辞职造成的令人震惊的后果。不是被选举出，而是因为是国会中最坚定的尼克松支持者之一而被尼克松先生亲自任命为总统的福特先生，受到了狂热的欢迎。亚瑟·施莱辛格（ArthurSchlesinger）——在那些怀有对马背上的人的秘密向往的知识分子中，他肯定是最后几位——说道：“几天之内，几乎几小时之内，杰拉德·福特就驱散了弥漫在白宫上方如此之久的那种晦气；可以说，太阳又开始在华盛顿照耀了。”这确实是许多美国人的本能反应。施莱辛格先生可能在福特过早地发布宽恕之后改变了他的看法，但那时发生的事情表明了，他自己的仓促评价与这个国家的情绪如何协调一致。尼克松先生不得不辞职，因为他肯定会因为掩盖水门事件而被起诉；在那些关心白宫中的“恐怖故事”的人的正常反应之后，人们应该追问，究竟是谁实际上引发了这起当时必须被掩盖起来的事件。但就我所知，只有玛丽·麦卡锡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严肃地探究了这个问题。那些因为其在这种掩盖活动中的作用已经被起诉并判罪的人，被来自出版商、报社和电视台的出价甚高的邀请所包围，这些邀请要他们讲述其经历。无疑，所有这些叙述都只会是自我掩盖的，特别是尼克松自己计划出版的传记，他的代理人认为，他为此能轻易获得万的预付款。我很遗憾地说，这些邀请绝非出于政治动机；它们反映了商业市场及其对“积极形象”的需求，即它对更多谎言和诡计的追求，这次是要证明那种掩盖活动的正当性，并为那些罪犯恢复名誉。现在遭到报应的就是这种长期持续的形象教育，它看起来和吸食毒品一样容易上瘾。在我看来，再没有什么比公众对我们在柬埔寨的“胜利”的反应（在大街上，像在国会中那样）更能说明这种嗜好了。在许多人看来，这次“胜利”“正是医生开出的”（苏尔茨博格）治疗越南失败创伤的药方。确实，就像詹姆斯·利斯顿（JamesReston）在《纽约时报》上恰当地引用的：“这是一次令人满意的胜利！”此时此刻，当这个仅仅几十年前还确实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今其人民却为战胜一个最弱小、最无助的国家而欢呼雀跃的时候，我们希望，这最终是发生在这个国家中对权力的侵蚀的最低点，也是自信的最低点。女士们、先生们，当我们现在从这些年发生的那些事件的废墟中慢慢地站起来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不寻常的岁月，以免我们变得完全配不上两百年前开始的那种光荣。当报应发生时，我们起码要认真对待它们。让我们尽力不逃往某些乌托邦一一形象、理论或纯粹的愚蠢。为了自由，恰当地记录人类中的杰出之士和卑劣之徒，这正是这个共和国的伟大之处。年[1]有批评者对阿伦特关于反种族间通婚法的看法存在误解，在阿伦特看来反种族间通婚法是不合宪法的，应该被最高法院废止。“姊妹的丈夫”即针对这一误解而来。——编者注[2]帕策利（EugenioPacelli），即教皇庇护十二世。——译者注[3]GuentherLewy，“PiusⅫ，theJewsandtheGermanCatholicChurch”，Commentary，February，，后来收录于GuentherLeuy.TheCatthlicChurchandNaviGermany，NewYork：McGraw-Hill，。[4]此文为阿伦特的书评，所评论的著作为BerndNaumann，Auschwitz：AReportontheProceedingsagainstRobertKarlLudwigMulkaandOthersBeforetheCourtatFrankfurt，Praeger，。[5]SybilleBedford.Observer，London，January5，.[6]参考Economist（London），July，23，。[7]读者对阿伦特在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之间作出的明确区分应谨记在心，军事力量依赖于暴力工具，而政治权力来源于那些在他们共同关心的事务上一起行动的人们的政治意志。——编者注[8]指美国广告业。——译者注译名索引[1]Abel亚伯，73Achilles阿喀琉斯，Action行动distinctionbetweenthoughtand思想与行动的区分，-moraldistinguishedfrompolitical不同于政治行动的道德行动，ActionFrancaise行动法兰西，Actsofstateargument有关“国家行为”的争论，37-39Adams，John约翰·亚当斯，Adeimantus阿德曼图斯，87，88Adenauer，Konrad康拉德·阿登纳，34，35，55，，，Aeschylus埃斯库罗斯，Alcibiades阿尔基比亚德，AmericanCapitalisminDecline（Melman）《衰落中的美国资本主义》（梅尔曼），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美国哲学协会，xxxiii，xxxivAmericanSocietyofChristianEthics美国基督教伦理协会，xxvi-xxviiAntimiscegenationlaws反种族间通婚法，xxxiv，n.，-Apollo阿波罗，templeof阿波罗神庙，76Apology（Plato）申辩篇（柏拉图），，Aquinas，Thomas托马斯·阿奎那，64-66，73，，Arabstates阿拉伯国家，Arendt，Hannah汉娜·阿伦特arrestinBerlin（）阿伦特在柏林被捕，xn.Augustineand阿伦特与奥古斯丁，xxv“AuschwitzonTrial”（）“审判奥斯维辛”，xxxvi，-on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