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学芳，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高嘉琪，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研究》年第2期，注释从略

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创新驱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创新与演进。自年人工智能（AI）概念提出以来，AI经历了三次发展浪潮，与之伴随的是在AI技术与制度协同驱动下文化产业的演化变迁史。AI技术驱动文化产业演化主要得益于算法主导的AI内容生产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文化大数据驱动的AI技术与文化制度创新的协同以及AI伦理为基准的文化创新与科技伦理制度的协同。在AI技术与制度协同的驱动下，文化产业的智能化演化逻辑带来“智能+”时代文化产业的进阶跃迁模式：文化内容层面从机器生产到内容智造，文化数据层面从大数据到小数据驱动文化长尾，文化伦理层面从科技伦理到AI文化创新伦理。

一、问题的提出

在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理论”（InnovationTheory）这一核心观点。熊彼特认为“创新”包含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供应来源、新组织等五种情况。而“人工智能”（AI）概念自被首次提出以来已获得长足发展，不但技术创新取得突破，也牵引了一系列新产品和新形式的出现，还带来组织形式的创新，且正在催生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制度创新。创新作为一个复合概念，既包含技术创新，也包含制度创新，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必然也是应有之意。关于“协同”的概念厘定可追溯至哲学领域。康德曾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分类发展出12个范畴，其中之一便是和关系范畴相关的“协同性”，或曰“共联性”。康德认为，协同性指的是一个实体在与另一个实体的交互规定中的因果性，“协同”意味着互为因果。Nelson（）指出，技术和制度之间存在协同演化关系，制度既会影响技术，也会因为技术的发展而产生调整。在此基础上，焦雨生（）提出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是非线性且双向互动的，眭纪刚等人（）认为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创新呈螺旋式上升过程且多层嵌套、多向因果，并且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创新影响着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创新与发展。Murmann（）将技术和制度的协同驱动与产业联系在一起，指出技术和制度的协同创新将驱动产业的发展。关于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问题，特日昆等人（）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既应重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要明确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关系。作为“智能+”时代的新经济，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是AI、5G等新兴技术和制度协同创新的成果，而这一协同创新内在地统一于文化产业的创新演化进程之中。所以，AI时代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驱动文化产业发展应是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研究AI技术与制度协同驱动的文化产业演化机理，不仅有利于深度把握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动态性发展，也有助于洞察现代文化产业的进阶模式。

二、AI技术与制度协同下的文化产业演化变迁

作为一个专业术语，“AI”的概念可以溯源至年的达特茅斯会议。约翰·麦卡锡（JohnMcCarthy）等人提出，AI即让机器和人类做同样的行为。AI概念自诞生后的60多年间经历了“三起两落”：一是从年到20世纪60年代末，AI技术迎来第一次浪潮。二是20世纪70年代初到年代前后，尤其是年数学家詹姆斯·莱特希尔（JamesLighthill）向政府提供报告严厉批评语言处理等AI技术以后，科学界对AI技术的态度日渐消极，各国政府也逐渐削减相关财政投入，AI技术经历了第一次低谷；年，卡耐基梅隆大学开发出一款专家系统软件程序，随着这款专家系统年投入使用并得以普及，AI发展迎来第二次浪潮；但随后由于一系列的财政问题，20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之冬（AIwinter）到来，AI技术经历第二次低谷。三是伴随深度学习的基本理论框架得以验证，AI技术再上新台阶，特别是年由谷歌旗下的DeepMind研发的AlphaGo战胜世界顶尖棋手李在石，AI技术引起广泛